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步伐加快，交通拥堵、房价上涨等现象在部分大中城市日益凸显，一些地方政府出台了限制购车、限制购房数量以及限制外地户籍人口购房等一系列限购措施。

　　这些“限令”施行以来，有人拍手叫好，也有人持批评态度。靠“限”这一行政手段来进行城市管理是否妥当，成为参加两会的代表委员们聚焦的一大话题。

　　“‘限’有一定的必要性。”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政府应尽量不去干预市场机制能发挥作用的领域，但在市场遇到阶段性问题时，政府有必要采取行政性措施来维护市场的稳定。当然这些行政措施，属于特定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的短期管制。

　　由于“限”带有极强行政干预色彩，因而其出台也引发了是否公平的讨论。

　　一直参与北京小客车指标摇号的温先生就提出了质疑。“限行和限号对缓解交通压力和减少环境污染确实有帮助，但对于总摇不到号的人来说，无法获得驾驶权，其实是不公平的。”温先生说。

　　“即使有些限令的效果是好的，但限令毕竟是一种行政干预。应当说，市场经济并不排斥必要的行政干预，但是，行政干预不能代替市场规律。”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说。

　　代表委员认为，面临特殊阶段的发展难题，政府在发挥管理作用的同时，也要避免患上“限令依赖症”，杜绝“限象”长期化、制度化的倾向。在政府主导之下，更需要引入市场化机制和手段来更有效地动员社会资源，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新型城镇化发展目标。

　　迟福林委员认为，目前一些地方的城市管理者大有将“限制”这一短期措施长期化的趋势。一些措施短期看是必须的，但行政的力量只有建立在市场的基础上，才是有效和有益的。

　　“政府的行为应当在法律法规赋予权限的框架下进行，未来应杜绝权力滥用的倾向，要让权力的运用逐步规范化和制度化。”迟福林说。

　　值得注意的是，本届政府先后取消和下放了多项行政审批事项。代表委员指出，权力清单制度的逐步建立，意在让权力运行的边界公之于众，这对于城市管理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建立各级政府的权力清单制度，实际是要求政府更好地转变职能，处理好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是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重要一步。”全国人大代表、国家行政学院原副院长周文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