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允许土地经营承包权的流转，可能会产生利益集团强强联合，如果资本与腐败勾结，土地流转就可能在农村引发一场新的“圈地运动”；需要警惕一些地方政府为了短期和局部利益，冲破基本农田保护规划的严格限制，肆意扩大建设用地规模，进而加剧耕地短缺矛盾。”

　　本报讯（记者赵莹莹）“在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已成为涌动的热流。”全国政协委员郭振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土地流转关系到农民的生存和生活前途，如果不能在流转过程中消除隐患，一旦留下“后遗症”，后果将难以估量。

　　“目前，我国土地流转机制还不健全，操作程序也有待进一步规范。”郭振家概括了三点：政府规模化经营倾向可能导致农民土地承包权“被流转”；土地流转可能导致农民长远利益受损；大规模改变农用土地用途可能导致土地非农化失控。

　　在他看来，国家允许土地经营承包权的流转，可能会产生利益集团强强联合，如果资本与腐败勾结，土地流转就可能在农村引发一场新的“圈地运动”；需要警惕一些地方政府为了短期和局部利益，冲破基本农田保护规划的严格限制，肆意扩大建设用地规模，进而加剧耕地短缺矛盾。

　　为此，郭振家建议，完善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的法律体系，加快修订土地管理法，明确农村集体土地可以依法转让。改革并完善征地制度，出台土地征用法，实现依法征地。出台信托法配套的实施细则，指导土地信托契约合同的合规性，从法律角度具体规定各方主体的权利义务，重点从风险防范与操作流程两个维度强化法律层面的支持。

　　健全流转服务组织，在县、乡、村分别设立“流转办”、“流转服务中心”、“流转服务站”三级流转服务机构，运用行政资源，引导和规范土地流转；搭建土地流转信息服务平台，完善土地承包管理系统；培育和发展土地流转中介机构，对中介服务组织和个体经纪人从业资格严格认定；建立政府、农民土地合作组织、受让企业三方协商的土地流转利益机制，因地制宜制定土地权益分配方案；完善土地纠纷仲裁为主、诉讼为辅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及时受理、快速审结。

　　“农村土地流转形式同样需要创新。”郭振家提出，鼓励发展土地股份合作社，引导农户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通过分红获得长期收益；引导工商资本通过“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龙头企业+基地+农户”等机制推进土地流转；支持各行政村开展“互换并地”，通过减少农户耕作的地块数，提高农机作业水平和土地利用率，促进适度规模经营发展；设立“土地托管”专业合作社，为“有田无人种”又不愿流转的农户提供代耕代种服务，提高种植规模及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