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像对贫困宣战一样，坚决向污染宣战。”５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这句话，让人们透过在２０１４年频繁来袭的雾霾看到了明媚的希望。

　　去年秋天，国务院发布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勾勒出一幅明晰的路径图：经过五年努力，全国空气质量总体改善，重污染天气较大幅度减少；今年年初，各地的地方两会也描摹出一幅幅美好的愿景图：“２０１７年，基本消除雾霾”“２０１７年，空气质量明显好转”……

　　那么，２０１７年能否真的“霾开雾散”？

　　因地治霾　管不管用？

　　从国家《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到地方剑指雾霾的１号文件，从“百日攻坚战”到“从源头抓起”，从“提头来见”到“铁腕治霾”，一场因地治霾的战役已经打响。

　　应急停产——太原对不达标企业一律实施停产整治；北京对百余家工业企业采取停产减产。

　　尾号限行——天津启动实施机动车尾号限行；河北保定启动重污染天气二级预警应急响应机动车限行措施。

　　淘汰产能——２月２７日，河北廊坊在三河、霸州、文安三县市拆除水泥企业１１家、关停违规排污企业５０家、燃煤锅炉１０６台。

　　雾霾罚单——辽宁开出国内首张“雾霾罚单”，５４２０万元的环境空气质量考核“罚单”，全部用于“蓝天工程”。

　　被视为全国两会预热的地方两会上，超九成政府工作报告涉及空气污染治理，至少１５个省份签订了治理雾霾的“军令状”。北京投７６００亿元治理ＰＭ２．５、上海力推长三角大气污染联防联控……

　　“这些措施我觉得能管用。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我相信治霾是有希望的。我２０多岁时，北京春天沙尘暴很频繁，每年总有几天漫天黄沙。后来一直持续治理，现在沙尘暴的确少多了。”全国政协委员、原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李东东说。

　　但全国政协委员、国浩（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施杰认为这些措施收效不会太大，“治理雾霾，需要‘治未病’。平时不多在源头上下功夫，雾霾天气来了，才严厉查处露天烧烤、工业扬尘，能顶多大作用？”

　　不过，强力措施下积极的变化还是在悄然发生，“今年我们检测到的污染程度比去年一月份轻得多，各种污染物基本是二分之一的水平，但老百姓感受不到。要认识到减排是一个过程，不会立竿见影。”中国环境科学院副院长柴发合说。

　　一旦食言　向谁问责？

　　面对空气污染的压力，许多地方政府负责人作出了“背水一战”的表态。不久前，北京市长王安顺对媒体透露，上级领导要求他“空气污染到２０１７年治理不好就‘提头来见’”。王安顺说这既是领导对他开的玩笑，也清楚表明了生态考核的压力。

　　山西省省长李小鹏在山西省两会上承诺：约束性指标万元地区生产总值综合能耗下降３．５％，万元地区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３．７％，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氨氮、氮氧化物减排完成国家下达任务……

　　河北省省长张庆伟立下“军令状”：钢铁、水泥、玻璃，新增一吨产能，党政同责，就地免职。

　　从这一系列动向不难看出，治理生态环境污染，已成了各级政府的“硬任务”。

　　“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必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下决心用硬措施完成硬任务。这句话，对地方干部来说，绝非儿戏！”全国人大代表谢子龙说，“如果这个‘硬任务’完成不好，地方政府、有关部委理所当然要承担应担的责任。”

　　“有军令状比没有好，但承诺能否兑现，我不乐观。这些大多是应景式表态。其出发点究竟是对老百姓、子孙负责，还是对帽子负责？考虑到现在官员流动速度，我认为有必要推行终身责任制，即官员应对其任内主导的项目终身负责。”施杰说。

　　治污大限　操之过急？

　　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雾霾天气范围扩大，环境污染矛盾突出，是大自然向粗放发展方式亮起的红灯。

　　在压力下，一些地方政府纷纷提出了“２０１７”的规划目标——

　　江苏省政府１号文件提出，到２０１７年，江苏省空气质量将得到明显好转；

　　武汉市副市长秦军表示，２０１７年基本消除雾霾等重污染天气；

　　河北公布一系列计划，确保到２０１７年压减６０００万吨钢铁、６１００万吨水泥、４０００万吨标煤。

　　一些代表委员指出，现在的生态问题是多少年积累的结果，从科学的角度看也不可能在朝夕之间解决，但如果全社会都能真正执行节能减排、区域联防联控、淘汰落后产能、汽柴油标准提高等“硬措施”，在较短时期内遏制恶化势头并取得明显改善也并非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我们已经欠了很多历史旧账，现在行动还来得及，但成本可能会很高。从国外治霾经验看，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可能要走十几年到几十年的长路。”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马光瑜说。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贺泓说，与洛杉矶因机动车、伦敦因燃煤烟雾而带来的雾霾问题相比，中国的雾霾成因更复杂，是高度复合污染。中外雾霾治理难度不在一个水平上。我们要给政府和科学家时间，争取以较小的代价取得较好的治理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