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是第104个“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百余年来，随着时代的变迁，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不断发生着变化。从昔日“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居家“大婶”，到如今竞技职场的“女汉子”“哥”甚至“爷”，这些称谓的巨变，也见证着其社会角色的演变。然而，在地位“节节高升”的同时，她们所承受的压力也与日俱增，各式隐形的性别歧视更是让当下中国女性深感困惑。

　　弱势地位渐获改变 女性撑起“半边天”

　　百余年来，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不断变化。85岁的马喜文是见证者，也是亲历者。

　　马喜文生于上世纪20年代末，这位土生土长的河北老人，如今虽年事已高，但仍精神矍铄，声音洪亮。

　　“我的父亲母亲是标准的‘包办’婚姻，婚后的家庭里，父亲主导一切，母亲则是典型的家庭主妇、贤惠媳妇。”马喜文说。

　　虽然性别平等的讨论已经在她父辈的那个年代出现，但这样的风潮对她的小村庄来说，还是件稀奇的事情。

　　随着社会的进步，马喜文和老伴婚姻“包办”的意味不再那么浓。

　　“我们是同一个村里的，我和老伴之前也见过几面，虽然不是青梅竹马，但也可以说彼此都有意于对方。”马喜文说。

　　然而，让老人最津津乐道的事情，并非她婚后在村子里的安逸生活，而是随着丈夫“闯关东”的经历。

　　1962年，已是3个孩子母亲的马喜文“留守”在家乡，而她的丈夫则在辽宁做挖煤工人。两人分开半年后，马喜文带着3个子女坐上了北上的火车。三年后，夫妻俩从东北回到家乡，在县城开起了饭店，如今她的家族已是四世同堂。

　　对于女性地位变化这个宏大的命题，自称“文化程度不高”的马喜文告诉中新网记者，她不会用精辟的话语去总结，但自己一生的经历或许就是很好的见证。

　　“和父辈相比，我的家庭已不再是老伴一人支撑，作为女人，我抚养了八个子女，家里的每一笔收入都有我一半的汗水在里面，我能撑起家里的‘半边天’，这就是我的简单理解。”马喜文说。

　　性别平等要求更趋全面 女性遭多方压力

　　在马喜文的大家庭里，她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走出了性别平等的第一步，但随着社会发展，女性对性别平等的要求已不简单局限于经济参与，而要囊括政治参与、受教育水平和健康水平等多方面。

　　对此，马喜文的小女儿李秀英表示赞同。李秀英出生于1967年，是河北某县的一名基层公务员，她向中新网记者谈道，对于性别平等问题，自己更重视参政机会和生活质量，“在性别平等的框架中，应该包括这些方面，女性应该更重视自己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

　　李秀英告诉记者，和同龄人相比，中专毕业的自己，虽然受教育水平较高，但她对自己的职业发展和生活质量并不满意，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一直忙东忙西、过着‘热心大婶’的生活”。

　　“我给自己的家庭打80分，但有些问题是不能忽略的。结婚以来，我要边上班边照顾家庭，压力倍增，每天忙里忙外，很少有清闲的时候。在这方面，女性的付出和回报是完全不成正比的。”李秀英如是抱怨。

　　“另外，与男性同事相比较，我的升职机会要小很多。”李秀英的这一说法，代表了多数中国职场女性的心声。

　　李秀英的这一感慨，在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2013年度世界性别平等报告书中可见一斑。在该报告考察的136个国家中，中国性别平等度的综合得分位列全球第69位，不及世界平均水平，其中健康医疗水平、受教育程度较为落后。

　　2011年公布的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也显示，2.2%的在业女性为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为男性相应比例的一半；高层人才所在单位一把手为男性的占80.5%。

　　性别歧视仍存 女性权利需多重保障

　　回望过去的百年，中国女性完成了“靠男性生存”到“与男性平起平坐”的蜕变。如今，撑起“半边天”的她们，甚至被网友戏称在家中“一手遮天”。

　　从昔日“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居家“大婶”，到如今竞技职场的“女汉子”“哥”甚至“爷”，这些称谓的巨变，也见证着其社会角色的演变。

　　然而，在上述可喜变化的背后，性别歧视、重男轻女等不正确的观念和做法依然存在，其中就业中存在的性别歧视问题尤为突出。

　　对于上述问题，结合自己半年来的求职经历，北京某高校的应届毕业生梁慧表示已司空见惯。

　　梁慧告诉中新网记者，虽然国家明文规定不允许用人单位在招聘中有性别歧视，但在和用人单位的交流中，能明显发现这样的行为。

　　“很多公司在招聘规划中表示男女员工都招，但实际上还是男生‘吃香’，很多公司在面试中会刻意问我恋爱状况和婚育计划。”梁慧说，“如果女性说要在两年内结婚，就很难通过面试。”

　　全国人大代表徐晓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缓解女大学生就业难的现实状况，需要社会重塑男女性别平等新观念，消除企业重男轻女的用人观。

　　而除去就业中的性别歧视，“剩女”现象、生育“重男轻女”等隐形歧视也让当下中国女性感到焦虑。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农工党宁夏回族自治区主委戴秀英日前表示，中国性别平等的机构和机制亟需完善，国家采取措施提高妇联组织在决策体系中的位置，同时还应建立性别统计制度，对各个部门相关政策进行性别分析，有效防止性别歧视政策的出台，加大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执行力度。

　　全国人大设立发言人以来的首位女性发言人傅莹在3月4日的新闻发布会上亦表示，社会上重男轻女的观念仍然存在，其中最严重的是家庭暴力，全国妇联一直希望能够对反家暴能够专门立法。

　　“中国要真正能够维护妇女权益，真正实现男女平等，还有一段路要走。”傅莹说。(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