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尚未结束，IPO发审会又将启动。

　　新股发行数度暂停与重启，每一次重启都伴随着发行制度改革。可结果往往难如人意：痼疾未尽除，新乱又迭出。最近一次发行改革同样如此，“三高”问题尚未解决，却又出现老股转让金额数倍于募集资金的情况，新股甫发，大股东即大规模减持套现。本为平衡发行价格的券商自主配售方式，也被市场质疑为利益输送工具。

　　不能说发行制度改革初衷不好。每次改革也或多或少推进了市场化进程。但由于制度设计总是存在漏洞，上市公司和承销商在利益驱动下，能圈多少钱就圈多少钱，惟恐过了这村就没这店。

　　如若没有二级市场“炒新”接盘，一级市场能保持“三高”常现吗？二级市场之所以热衷于新股炒作，是因为股票市场没有培育起投资价值和投资文化，投资者更愿意参与短期题材炒作，而新股就是最好的题材之一。可是，新股年报业绩与发行时编撰的动听故事，常常是冰火两重天。其原因就在于前期包装过度，后期兑现乏力。更何况一些公司的上市目的，并不是扩大生产，也不是改善公司治理。或为脱贫解困，或为套利变现，或是钱权交易，共同致富。

　　这就涉及中国股市的基本定位问题。

　　股市具有财富再分配功能。但中国股市的这一功能是倾斜以至失衡的。中国股票市场建立初衷，就是为了“筹资”。因而在定位上强调的是融资功能。从服务国企脱困，到帮助银行充实资本金，从为中小企业筹资，到为文化企业改制做贡献，一个“任务”接一个“任务”。因为要确保“圈钱”，就自然放松监管，对信息披露监管不严，对造假公司和机构处理不重，对退市安排出手不狠，对投资者保护不利……长此以往，势必导致二级市场没有投资价值。投资者“打新”与“炒新”，既是取巧，也是无奈。由此看来，每一次IPO改革，看似轰轰烈烈，其实质不过是既定制度框架下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破解IPO乱局以及股市种种痼疾的根本，在于重塑股市制度定位，使之由“圈钱市”，转向投资与融资并重平衡的公平交易平台；由行政主导的财富分配“大蛋糕”，转向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优化资源配置的所在。

　　而要真正实现这样的转变，就必须以政府工作报告所要求的“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为契机，政企分离，监管与审批分离，解决监管者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问题，破除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的“旋转门”，让证监部门成为单纯的“好警察”。

　　果能如此，股市幸甚！再看IPO乱象，一切都是浮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