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200多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水资源与水环境问题，现阶段在我国集中显现出来。有国际组织甚至断言：“中国解决了温饱的贫困，但解决不了缺水的贫困。”

        全国669个城市中有400个“喊渴”，32个百万以上人口大城市长期缺水；世界人均水资源占有量是7700立方米，而北京人均不足200立方米，甚至不如以干旱著称的中东、北非等地区……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牛汝极提供的一串“水账单”，着实让人“一看吓一跳”。而他接下来的一番表述，则更加令人心生隐忧：全国七大水系一半以上河段水质污染，35个重点湖泊有约20个严重污染，90%以上城市水域污染严重，50%以上城镇的水源不符合饮用水标准；我国单方水GDP产出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3，农业灌溉用水的利用系数大多只有0.4，不足发达国家的一半水平，而万元工业增加值耗水量却高达116立方米，是发达国家的2至3倍。

       水资源短缺、水污染加剧和水浪费严重，已经成为当前制约我国可持续发展的最严重问题。牛汝极委员就保卫水资源、防止水污染连发三问———

   发展与环保真的难平衡吗？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一些地方政府不顾水资源约束和水环境容量的极限，也不顾企业是否高污染高耗水，只要是投资少、见效快、获利多的项目就争相上马，以求短期内提高地方GDP。

       “被污染的水资源背后，是被污染的政绩观。”牛汝极不禁要问：为什么有的人今天可能因为污染而受处罚，但明天就有可能因为“高代价的GDP”而被提拔？尽管我国水污染的事件时有发生，但真正被追责的又有多少？“水是发展的一面镜子，以水为‘镜’，不仅能照出环境污染与否，更能照出政绩观正确与否、发展观科学与否。”

       “政绩观的改变单靠教育和倡导是不够的，必须建立强有力的约束机制。”牛汝极建议，尽快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体现生态文明建设状况的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大幅增加考核权重。

   水资源管理体制真的难改吗？

        “水危机一天天在逼近，但相对于水危机，那些墨守成规、不思变革的水资源管理思维和方式更危险。”在牛汝极看来，我国“九龙治水”的水务行政管理体制早已饱受诟病，其中流域的综合管理体制改革是“当务之急”。

        牛汝极指出，一直以来，长江流域的各级政府对发展的过度追求和各自为政，正在让我们不断付出代价——长江上游已成为水电集团和地方政府争夺水电资源的战场；长江中游区域发展战略和重化工产业布局层层加码，水环境不断恶化；长江下游生态负荷过载，水污染成为常态。重新构建长江流域综合管理体制，不是权力的再分配或简单的“部门扩权”，而必须由中央牵头，在国家层面探索加强跨部门、跨区域的协调机制，尽快扭转条块分割、各自为政、多头管理的“治水乱象”。

   实施节水的障碍真的难越吗？

       “我国严重缺水，但更缺乏全民的节水意识和节水措施。”牛汝极举例说，北京阶梯水价提出多年，但总在强调实施困难、成本高昂而始终未见行动，相反却寄希望于成本更高、难度更大的庞大的南水北调工程供水。国家要求在2015年年底前，所有设市城市原则上全面实行居民阶梯水价制度，如果节水意识和节水措施不发生根本性转变，节水文化不能够建立并成为公民道德建设规范以警醒世人，又有多少“宝贵南水”可以“永续北调”？恐怕节水型社会建设也只能成为泡影。

     　“水，看似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实则承受力有限、危机四伏。面对写满‘赤’字的中国水账本，要坚定地守住水资源红线，不要让我们的眼泪成为最后一滴水！”牛汝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