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陈伟才连续三年关注电话诈骗。陈伟才表示，据公安部统计，2013年电话诈骗发案30万余起，群众损失100多亿元，比2012年分别上升77%、25%，而运营商在这个“诈骗蛋糕”中获得10%的利益，银行则在这个蛋糕中获得3%的利益。（3月12日《南方都市报》）

　　电话诈骗之所以泛滥成灾，与通信线路及银行网络充当作案工具的“助纣为虐”密不可分，这么说当然不是说这些企业与犯罪份子相互勾结狼狈为奸，而是企业无视运营服务中的公共安全责任，给诈骗提供了隐身的技术便利。

　　一是网络改号电话泛滥成灾，捆绑电话业务管理混乱，一些员工非法出租网络电话线路参与犯罪，手机实名制未落实；二是银行卡发卡泛滥、实名制未落实。虚拟的身份，不止助长诈骗的侥幸心理，也给侦办和打击电话诈骗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坦率地讲，不管是网络改号，还是手机、银行卡实名制都是技术上的问题，通过相关企业严密的防范与管控，事实上是可以将可预料的公共安全风险规避到最小程度，并且“实名制”作为一项刚性的规定，还是企业必须要履行的法律义务。

　　然而，从电话诈骗的泛滥来看，显然企业并没有把公共安全风险当作一回事，反而采取的是放任的态度，在切身利益面前，一味地迎合客户的需求，模糊了社会责任的界线。类似的，其实并不止于电话诈骗，之于电信企业还有诸如泛滥成灾的垃圾短信，银行业还有日益频发的盗刷银行卡犯罪，这些也都是企业运营服务中技术防控与安全防范的缺位，将关联的风险不加限制地都推给了公众。

　　企业追求利益是固有的商业伦理，但是追求利益与担当应有社会责任并不矛盾。以电话诈骗等乱象为三棱镜，折射出相关企业社会担当的集体阙如。当然，企业相对于公众，处于相互关系的强势地位，尤其一些企业所具的垄断地位，缺少了公平竞争的选择机制制约，难以形成权益保障的内在制衡。

　　所以，片面苛求企业的社会担当只能是一种奢望。如同盗刷银行卡呼唤防盗成为企业的法律义务一样，预防电话诈骗也该从立法的层面强调企业的管理责任，通过厘清责任界线，固化失责应当支付的成本，以及构建维权追责的程序与途径，来倒逼企业来主动担当。健全社会规则是推进社会共治的基础，也是推动各类社会关系宏观自主调节的前提，企业的社会担当需要纳入法治准则内调节，不止于防范电话诈骗一类社会犯罪，也不止于解决一类社会责任，而是着眼于公共利益格局具有共性的调节与规范，促进社会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