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审议讨论政府工作报告、谋划新一年国家发展大计为主要议程的两会已经谢幕。人们期待，在被视为“改革元年”的2014年，中国借两会春风，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领域的改革与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如果说，全面深化改革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那么，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进国家经济治理暨政府管理经济事务的现代化，无疑是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

　　现代国家经济治理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政府权限的界定，二是市场的规范与监管，三是政府的收入与支出。推进国家经济治理现代化，就是要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践行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句话中的“更好”二字。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进国家经济治理现代化，首当其冲的就是要明确政府的权力边界，处理好政府“看得见的手”与市场“看不见的手”的关系。

　　既然我们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就理应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可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看得见的手”常常变成“闲不住的手”，限制甚至束缚“看不见的手”，致使价格形成机制扭曲、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经济运行成本增加、寻租和权钱交易孳生……

　　新一届中央政府去年到位伊始，即把简政放权作为第一件大事，取消和下放了416项行政审批等事项，取消和免征行政事业性收费348项。今年两会期间，李克强总理又明确表态，将再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200项以上，同时要深化投资审批制度改革，确需行政审批的，建立权力清单，清单之外的，一律不得实施审批。

　　纵观新一轮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贯穿其间的基本逻辑清晰可见：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市场主体法无禁止即可为，政府法无授权不可为。其目的在于：为企业松绑，让市场发育，让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那么，“看得见的手”是不是就此袖手作壁上观呢？非也。实践证明，当市场失灵之时，就需要“看得见的手”果断出手。比如，在遭遇严重外部冲击时，在面临系统性风险时。当然，“看得见的手”也不完全是消极被动的。在某些方面无为，意味着在另一些方面更加有为。如在制定国家发展战略和规划方面，在创新宏观调控方面，在实施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方面，等等，大有可为亦大有作为。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进国家经济治理现代化，政府亟待加强的一项重要职能，就是建立并维护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运行机制。

　　市场经济意味着竞争，竞争呼唤公平秩序，公平秩序有赖于程序公开与信息透明，有赖于法治基础上的公正裁判与奖惩。可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地方保护主义盛行，行业垄断壁垒高筑，城乡二元结构鸿沟难平，形形色色的“玻璃门”、“弹簧门”挡住资本进入……所有这些，严重阻碍了要素自由流动和统一市场形成，背离了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

　　这就要求各级政府经济管理部门在管住权力的同时转变职能，由“运动员+裁判员”的双重身份，变为真正意义上的“裁判员”。其任务只有一个，就是制定规则，公正执法，加强对市场主体事中事后监管，保证市场运行公平、有序、高效，在统一规则下，让所有企业都能够自由进出、自由竞争，同等享有公共服务。与此同时，对于破坏市场竞争秩序、危害社会公众利益的违规违法行为，必须坚决绳之以法，无论是民营公司还是国有企业，无论是个体户还是跨国集团。

　　只有政府真正回归本位，市场才成其为真正的市场。

　　深化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推进国家经济治理现代化，还必须建立健全现代财政体系。

　　现代财政体系是规范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其目标特征是：统一完整、法制规范、公开透明、运行高效，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有利于维护市场统一，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

　　目前我国财政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预算管理制度不透明、不规范；“全口径预算”名实不符；预算编制、审批、执行、监督之间缺少制衡；财政资金“跑冒滴漏”乃至被侵占挪用等问题时有发生；税收制度不适应转方式、调结构要求，如反映要素稀缺、供求关系、环境损害程度的环境保护税迟迟未能建立，等等。

　　正因如此，我们亟需加快财政体制改革，针对上述问题，尽快建立起与经济市场化和国家经济治理现代化相匹配的“三大支柱”——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公平统一、调节有力的税收制度；中央和地方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财权配置制度。使财政更好地发挥稳定经济、公共服务、分配调节、环境保护、国家安全等职能。

　　毋庸置疑，上述几方面的除旧布新，都必须沿着法治的轨道前行。法律，也惟有法律，才是市场经济的基石和现代经济治理体系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