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球经济在经历了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冲击后逐步走向复苏，由此也进入了一个错综复杂的恢复与调整新阶段，而中国经济更是遭遇前所未有的“三期叠加”，这既需要解决老问题，又要不断解决新问题，政策不能过于刚性。

　　从未来中国金融货币政策取向上看，既要保持政策总体稳健，也要实施定向、定量和定期的适度宽松政策，完善流动性风险治理并满足实体经济发展需求。货币政策应充分估计当前经济金融形势的复杂性，要充分考虑流动性与实体经济、短期流动性与长期流动性，以及利率政策与汇率政策之间的平衡。

　　中国经济现在面临的主要矛盾是经济减速叠加风险暴露，因此，管控风险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更加迫切。2008年以后，政府4万亿资金大量进入基础设施等中长期投资领域，而我们传统上并没有中长期融资渠道，银行体系大都是短期融资，这就造成严重的金融错配。2014年是融资大年，前期债务到期压力非常大，并且集中到期使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加大，高利率环境下的“去杠杆”也会加大实体经济的存量债务压力。特别是近一时期，有关房地产开发商大幅降价、人民币汇率持续下跌，以及局部地方债、影子银行资金链可能断裂等风险对货币金融政策提出严重挑战。因此，需要采取综合性金融管控措施，在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同时，也需要操作手法上的创新。

　　一是打开货币政策预调微调空间。货币操作要更具前瞻性、及时性、针对性和灵活性。灵活开展公开市场操作，灵活使用再贷款、再贴现、SLO和SLF、定向央票等定向调节工具，通过“放短抑长”的操作方法，保证货币市场短期流动性平稳，同时适当锁定中长期流动性。此外，可以通过央行资产负债表操作，针对不同机构甚至实体经济部门进行直接或间接的流动性管理。

　　二是实施定向“点贷”支持实体经济。创新金融工具和手段，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实施定向宽松和结构性信贷政策，满足实体经济融资需求。对不符合产业导向的金融机构，可通过发行定向票据等方式紧缩其流动性。

　　三是在考虑全年货币信贷增长总量控制的前提下，央行可以调整货币和信贷的月度分布，以缓解信托集中兑付的压力，避免市场出现剧烈波动。

　　四是把小幅降准作为备选方案，提前进行资金布局。2014年二、三季度是城投债和信托的集中兑付期。在目前银行业存款准备金率偏高，货币乘数偏低的背景下，特别是考虑到美联储QE退出将不断推动国内基础货币“资金池”水位下降，一旦出现流动性风险，可考虑降低法定准备金率来释放广义流动性。

　　五是通过托宾税等方式，构筑资本开放的金融防护网。近期，国际投机资本加速流出，汇率贬值预期升温，国内美元利率显著上升，鉴于外部融资对货币利率和汇率非常敏感，为了有效防止人民币贬值预期进一步强化带来的外债风险，应考虑征收托宾税，增强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效率，构筑金融安全防护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