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两会”开完了，一些代表、委员们议论国是的精言妙语犹在耳际。可能有国家领导人对于“尖锐而不极端”的建言鼓励在先，方使这届“两会”间言论的尺度放得更宽一些。但即便如此，我仍感代表、委员们在履行自己的政治职责时太“客气”了一点，尤其是人大代表，按照我们的制度设计或角色定位，他们理应更少美言，更多质疑。而实际上，我听到他们顺耳的声音还是大大多于“尖锐而不极端”的意见。当然，这或许要有个过程。

　　联想到电视中一些国家和地区民意代表与地方主政官交锋的一些场面。面对前者的穷追猛打乃至声色俱厉， 后者只有百般解释、求得谅解的份。我的一位留学英伦的朋友也见识过类似场面：电视中，堂堂的一市之长，竟被一位市民代表质问得满脸窘迫，令同学这外乡人大开眼界。在这里，谁是主人，谁是公仆，实至名归，不言自明。难怪我方百姓常有感慨：还是我们这儿的官好当呵！

　　不过百姓的感受却与一些地方官员迥异。尤其十八大后，中央八项规定下达，苍蝇、老虎被不断曝光，所谓“官不聊生”的说法也不胫而走。一家电视台于全国“两会”期间开设了一个对话节目，采访者将一个问题抛给了我国法学泰斗江平先生：您如何看待当下“官不聊生”的说法？

　　暂且搁置江平先生的回答。我愿先以自己现实中的经验回应这一问。我一位政府官员朋友就与我闲聊，这些日子在外吃饭（当然是公费）颇不容易，进出包房都鬼鬼祟祟的，只怕被人拍照。又说清明快到了，上坟还得找辆私家车，以免公车私用曝光。说过这些，朋友自嘲：现在真是“官不聊生”呵！

　　我当然对此前官员们的生存状态略知一二。多年前曾通过熟人关系到某县一游，竟惊动了一县之首长。虽不过为区区县处级官员，那种动用公家资源有如掏私囊待客的做派（可能自掏腰包并非如此大方），令我等瞠目。而毫不夸张地说，放眼四顾，不受约束的公权力，于中国大陆处处皆然。

　　如果硬要拿“官不聊生”说事，香港倒有现成的例子。前香港财政司长梁锦松的请辞，不过因购车不报税；廉政公署官员汤显明仅因宴请内地官员超标就下了台，问题是，先前在内地，哪里去找这样的“标准”，谁又拿这“标准”当回事？

　　回到江平先生的回答（大意）：中国现在的整治贪腐还仅是开始，离深入到基层还早着呢，何来“官不聊生”。真以为“官不聊生”者，还是以获取利益为当官之目的，这于公于私都极其危险矣；若如此，又何必选择当官！

　　我想说的都在江平先生话里。仅提醒一点：且看当下世间奔那一官半职的趋之若鹜，便知所谓的 “官不聊生”到底与真实有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