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中之所以出现将改革与发展割裂甚至对立的认识，部分是因为有些人对经济发展规律把握不准、认识不清，还有一部分是少数领导干部政绩观存在偏差，过于看重当前利益和局部利益，有改革上的“功利主义”

　　近日，与几位地方政府的同志谈及改革进程，有人说：改革能释放制度红利，当然是好事；但也有人认为，一些改革会导致经济增速减缓，改革的难度不小，应该先放放。他以户籍制度改革为例，认为在推进农民向市民身份转变过程中，会涉及大量社保、教育、医疗、保障房等投入，成本太大，收益太少。

　　无独有偶，近期有舆论包括部分国际媒体也持此论调，认为中国改革与增长是“此消彼长”：推动改革就必然牺牲增长，因此要“学会做改革的选择题”，选择标准就是要“立竿见影”。

　　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选择好路径和突破口确实必要。但上述观点本质上将改革与发展对立，夸大了改革成本、低估了改革收益，容易误导市场和决策者，导致改革行为的短期化和功利化，对当前全面深入推进改革十分有害。

　　那么，到底该如何评估改革的成本和收益？以推进农民市民化为例，上述观点之所以认为这项改革不是当前最优选项，主要是认为其成本大于收益，投入大，见效慢，对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不解渴，与其将大量财政资金投向此处，不如支持、引导一些产业行业发展。

　　事实真的如此吗？在人口红利消失、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情况下，作为新型城镇化核心的户籍制度改革，有助于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继续向城市转移，以此增加劳动力供给，提高潜在经济增长率。研究表明，从2011年到2020年，如果我国每年劳动参与率提高1个百分点，GDP潜在增长率将提高0.88个百分点。同时，更多农民工能够享受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有助于缓解劳动力价格增速过快的现状。公共政策改善具有吸引劳动力的效应，这将实质性降低企业的人力资本开支，并为其延续人口红利、转型升级预留空间。此外，大量农民工安居城市，还有助于减少劳动力地区间的潮汐式迁徙，并鼓励这些新移民家庭进行自我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劳动力的效率。仅从以上几点就能看出，户籍制度改革绝非“赔本买卖”，其不仅不会阻碍增长，还将成为增长动力。只是其改革收益，并非立时体现在GDP或税收增长上，而是需要必要的政策传递和市场消化过程。

　　所以，无论是具体的户籍制度改革，还是更大范围内的经济结构调整，乃至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建设领域改革，都将释放出完善社会分配、增强内需动力、促进社会和谐等红利，进而促进经济社会实现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

　　在实践中，之所以出现将改革与增长割裂甚至对立的认识，部分是因为有些人对经济发展规律把握不准、认识不清，但还有一部分特别是少数领导干部，还存在着政绩观的偏差，过于看重当前利益和局部利益，能够快出政绩、快见成效的就干，需要费力气、打基础、图长远的就拖。这种改革上的“功利主义”，与前些年发展中盲目追求GDP增速的“增长主义”，看似有所差异，实则同根共源，具有同样的危害。

　　当然，坚定“改革有助增长”这样的判断，并非不重视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的现实，对一些深层次改革可能导致的阵痛也要清醒认识、提早应对。正确分析改革的成本与收益，有助于减少外部干扰、凝聚改革共识，特别是防止改革中出现的“短视思维”和“功利主义”，从而加快推进某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