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7日上午，韩国总理郑烘原辞职的消息一出，立即引发韩国媒体和网友的热议。韩国NewOne新闻网评论称，现在国民对政府极其不信任，郑烘原的辞职，是政府重拾国民信任的一种做法。而韩国分析人士指出，总理辞职行为与韩国的知耻文化氛围有关。（《南京日报》4月28日）

　　韩国“岁月”号客轮沉没事故，伤亡惨重，遇难者中有许多年轻学生。用中国话解释，这次事故，决不是偶然的。而继檀园高中校监姜某获救后自杀身亡，韩国总理郑烘原的引咎辞职，不能不让人对这种重廉知耻、承担责任的勇气感到震惊，同时也对韩国的知耻文化产生联想。

　　韩国社会的辞职之风，长期萦绕在政坛。1994年10月21日，韩国发生交通惨剧，事故造成了数十人死亡，时任总理李荣德就此事故向国民道歉并向总统递交了辞呈，以示承担圣水大桥坍塌事件的责任。历史上的总理李海瓒，休假时与一群商人打高尔夫球后辞职；总统智囊团东北亚时代委员会主席文正仁和青瓦台国民经济首席秘书（顾问）郑泰仁因不适当的职务行为而辞职。政务官引咎辞职，党务官员也引咎辞职，而比引咎辞职更惨烈的是因愧疚自杀的现象，这也不少见。

　　对此，习惯性的解释是与韩国的知耻文化氛围有关。无论是引咎辞职还是自杀，都表达了深深的负疚感。在辞职信或自杀遗书中，都将“愧对国民”、“深感不安”，“辜负了选民、党员对自己的信任”等，作为辞职或自杀的原因。作为公众人物，他们爱惜自己的名节，比平常人更注意自己的言行与操守。其实，知耻文化氛围是一个方面，公众对官员的监督，媒体对相关事故的报道与推进，也促进了涉事责任官员的反思。

　　韩国知耻文化，很大程度上源于我国的儒家传统文化。然而，与韩国的知耻文化氛围相比，我国少数官员对厚黑学研究可谓登峰造极。本应在我国积淀更深的知耻文化，在一些地方上不仅毫无传承、发挥可言，一些人反而以厚黑为荣。对民众指名道姓的质疑、批评、揭露，少数官员要么为自己的失职、渎职找理由，要么无动于衷。极少数人还动用肮脏、不正当的手法“排除万难”，消除反对的声音，摆平所谓的问题，突出体现个人的权力优势和小聪明，更是令公众愤慨。

　　中国并不缺乏知耻文化的基础，只是少数官员个人缺乏知耻文化的动因。期待中国的一些官员要尊重知耻文化，并不是要把韩国社会辞职、自杀之风引入我国，而是要在社会上形成对问题、对事物的公正评价机制和观念。出了事故或问题，责任人应主动反省，敢于承当，而不是不知耻辱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要强化类似引咎辞职的约束机制，媒体和公众也应有主动的监督意识，加大不知耻官员的从业风险。

　　知耻文化的形成，显然非一日之功，知耻文化的影响亦非局限于某个方面。培育知耻文化，说易行难。但其根本，是要有行动，有反思，有制度，有督促，有步骤地推进。如果全社会都推崇“知耻而后勇”的良好风尚，就会彼此增添信任，社会就会多一份和谐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