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时期，由于江西中央苏区和上海党中央不具备无线电通讯能力，两地间的通信联络只有依靠交通员往返奔波，一个往返一般需要三周乃至一个月。

　　中共“六大”前后，共产国际（联共）曾指示中共：为了快速经济地解决中国工农红军技术人员奇缺的困境，作战中俘虏的炮兵、通信兵、防化兵、飞行员、工兵和医护人才必须强行留用，为我所用。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红军俘虏了张辉瓒部的十名报务和机务人员以及一名医官。但在当时，由于红军战士还不了解电台的重要性，结果电台的发报机没有保存下来，只剩下收报机还能用，史称“半部电台”。

　　江西中央红军虽然已经有了半部电台和十名电台人员，但也确实感到：红军的无线电通讯命脉不能把握在留用的俘虏兵手中，中共自己的无线电人员必须在协同工作的同时，实施政治和技术监管，防止留用人员通敌或破坏。为此，中共中央从上海向苏区派遣了涂作潮。按照当时中共中央的决定，涂作潮化名吴思浩，和中央军事部士兵运动科秘书李翔梧先到南昌，完成指定任务后再由此进入中央苏区。

　　两人到南昌后，在旅馆住下，涂作潮留守，李翔梧上街查看动静，结果在街上得到了南昌举行张辉瓒入殓仪式的消息。涂、李二人的紧急商议结果是：赶紧撤离，返回上海，并随即销毁了文件。

　　涂、李二人决定立即撤离后，发现火车站和码头均不安全，就决定“先向东逃离若干路程再说”。他们身穿国民党军官制服，挎着照相机，化装成游山玩水的样子，混出城后冒雨向东步行。到了离南昌东约15公里的城岗魏村时，两个人几乎精疲力竭，于是决定进入魏村暂时躲避敌人的追捕。

　　这个小村子里的人都姓魏，当时某家正在盖房，众人晚上烤火取暖聊天。有个好心的小乡绅魏朝鹏见涂、李二人全身湿透，就招呼两人进自己家避雨。上茶时，魏朝鹏在每人面前摆上四个茶碗。涂、李二人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懂得这是青帮的规矩暗号，就不约而同地端起了第四个茶碗。魏夫人端上了刚煮好的面条，把筷子放在碗的一侧。二人则在吃面之前先把筷子横在碗前。据此，魏朝鹏相信面前这两人是帮里的弟兄，现在遇到了困难，特来向他求助，便收留了两人。

　　二人在魏家藏匿。白天不敢出门，晚上才出来短时间散步。两周后，魏朝鹏得知两人必须回到上海，便准备了衣服和一船瓷器，把自己扮成涂、李二人的随行仆人，就带着两人出发了。在饶州，他们遇到国民党特务的跟踪，魏朝鹏做得天衣无缝，拿出老管家的架势，在特务面前给两个“少东家”打洗脚水洗脚，终于让特务信以为真。经过景德镇时，在已经摆脱了敌人的追捕，确认安全后，李翔梧写信给在上海从事我党地下工作的夫人刘志敏说：生意不顺，但人安好，不日可回家。这时魏朝鹏带的路费已经用尽，涂、李二人就卖掉了照相机，把钱交给了魏朝鹏。

　　三人在南京换乘大船，安全抵达上海。在临别之际，魏朝鹏提议三人结拜，于是魏朝鹏为金兰谱长兄，宋有才（涂作潮撤离南昌后的化名）为二弟，林万选（李翔梧南昌撤离后的化名）为三弟。

　　此后，三人直到相继去世再也没能见面。1995年末，南昌市郊区政府根据当时的这段历史，对魏朝鹏颁发了有关的表彰通报，并举办了魏朝鹏见义勇为的表彰大会。1998年，涂作潮之子涂胜华代表涂家和李家后人向魏家后人敬献了谢恩匾。

　　2006年当地因开发区而迁居、迁葬，魏朝鹏的遗骨火化后迁葬邓坊村骨灰室。涂胜华经过协商，将其墓碑由南昌运抵河北省廊坊市，安放在涂作潮陈列室中，接受三家后人和前来参观者的瞻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