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金融压制”的出路，在于金融自由化改革，即放松管制，激励金融业规模扩大与业务创新。

　　近年来，随着经济增速下滑，有关货币政策的争论高潮迭起。分歧主要表现为两种不同看法：一方认为，为了扭转经济增速下滑局面，央行应该降低准备金率，实施比较积极与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而另一方则认为，不能降低准备金率，但可以在甄别经济运行态势的前提下，针对性地对某些行业、产业实施定向宽松政策，比如已经降低了农村信用社等金融机构的准备金率，未来还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增加铁路、城市基建、保障房以及环保产业的信贷规模。

　　上述分歧中，论者都偏向于总量概念，没有看到总量背后的结构性问题以及根本原因。因此，在讨论货币政策时，他们惯于将制度层面的问题看成技术层面的问题。

　　如何评价当下包括货币供给在内的金融形势?宏观上，可以归纳出以下四点：1、整体上，我国的货币是超发的，是能够满足经济需要的，不存在因总量不足而妨碍经济活动正常开展的情形;2、从信贷投放结构与需求满足度来看，结构性过剩与结构性短缺同时存在;3、银行表外业务异军突起，生意兴隆;理财产品、信托规模、影子银行急剧增大;4、中小微企业贷款难，贷款贵，交易成本大。这不仅体现为贷款利率高，还表现在企业面临资格审查、信用担保等各种有形无形的障碍上。很明显，这些现象的存在说明仅从总量上做文章是无济于事的。我国金融业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技术层面的问题，而是制度性问题。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市场力量的释放使得中国经济总量已经雄踞世界第二。不过，在向市场经济全面转型过程中，我们遇到了从来没有过的矛盾与艰难，以致经济转型升级进展缓慢。这就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国民经济的真实写照：经济增速下降、经济活力不足以及结构转型举步维艰。我们正处在全面转型的紧要关头。若转型成功，前面就是艳阳天;否则，就会滑入“中等收入陷阱”而难以自拔。

　　与此同时，我国金融业的转型也处在落伍状态，难以满足经济转型的需要。必须承认，最近10年来，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发生了积极的变化。银行股份化改造不仅塑造了新的经营机制，也壮大了金融力量;国有银行上市改变了过去金融业长期存在的封闭保守状态，走上了“贴近市场、服务市场”的新征程。但是，毋庸置疑，银行业仍然处在严厉的管制状态，金融业的生长、现有业务的拓展、尤其是金融创新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制于行政上的清规戒律与业务上的条条框框，使得银行活力不足，创新不足，不能自如地满足经济发展的新需求。

　　上述情形实质上就是“金融压制”的结果。早在1973年，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麦金农与爱德华·肖针对发展中国家金融业普遍存在的现象，提出了自己的理论解析。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市场体制发育不充分，行政管制过多，阻碍了金融业的有效发展。特别是与较高的准备金率要求以及对金融业新建企业的限制政策结合在一起时，它们就会阻碍金融深化并进而阻碍经济发展。这表明这些国家处在金融压制状态。他们进而认为，最极端的金融压制的例子一直发生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消除“金融压制”的出路在于金融自由化改革，即放松管制，激励金融业规模扩大与业务创新以满足种类不同的市场需求，从而达致金融深化的局面。

　　2008年以来的中国经济转型，实质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包括产业结构、产品结构调整与技术升级等;一是经济制度转型，包括所有制结构优化、经济机制转型等。从近年的实践来看，技术性转型谈得多，做得多，但制度机制转型则谈得少，做得更少。因此，就金融改革而言，未来的重点应该放在制度转型上，从政策上解决金融业的身份平等与公平竞争问题，为所有企业提供公平有效的金融服务。只有这样才能消除货币市场的“肠梗阻”现象，提升整体经济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