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麦收以来，河南许昌市为确保小麦收割后不再发生秸秆焚烧现象，专门下发的“全面禁烧令”规定：对全市出现“第一把火”的乡镇，处以10万元罚款，并对党政主要负责人予以取消评先资格等处罚。然而，这一许昌史上“最严”禁烧令却没有完全档住农田里的“熊熊秸火”。（6月8日中国新闻网）

　　为了将“秸秆禁烧令”落到实处，当地可谓“重拳频出”，“秸秆焚烧令”成为基层公务员的“紧箍咒”。然而，初衷良善的 “秸秆禁烧令”，为何在执行过程中沦为虚置的“稻草人”？看似严苛的制度设计，为何不少时候“形同虚设”，没有发挥好应有的效力？

　　这里面，固然有监管乏力让不少农民“钻空子”的因素，但更为关键的是，“秸秆焚烧令”偏离了农民的利益诉求，缺乏社会基础，没有接好地气。从道德上看，“秸秆禁烧令”有助于减少大气污染，消减“抬头不见天，低头不透气”的艰辛与悲情。可是，“秸秆禁烧令”作为一种社会规范，仅仅在道德上有价值还不够，还必须在实际生活中有价值。

　　伴随着社会变迁，电饭锅、液化气在农村广泛使用，让秸秆的“用武之地”越来越少，以至于炊烟成为一种久远的乡愁记忆。这边厢，为了实现“全面禁烧”，许昌市提出的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超过95%的目标：那边厢，秸秆综合利用却遭遇技术、成本、消化能力等方面的制约。从利益算计的角度出发，焚烧秸秆最方便省事；这样的“生存理性”，让不少农民选择了见缝插针地“找漏洞”。

　　从过往的经验来看，规范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越大，人们越愿意遵守规范；规范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越小，人们越是轻视规范。人们在遵守规范时获得了规范的保护与激励，规范便是有生命力的。就此而言，一纸“秸秆禁烧令”固然简单易行，却由于缺乏强有力的实施操作系统，没有尊重农民的利益诉求，最终让农民放弃了遵守规范，导致规范缺乏使用价值。

　　如果“秸秆禁烧令”仅仅停留在动员和宣传上，而不被农民接纳和认同，就难以真正约束农民的行为。换言之，遵守规范的美德如果没有遵守规范的利益的支持，这种规范的道德价值是脆弱的，难以在现实生活中发挥作用——归根结底，“秸秆禁烧令”作为一项公共政策，成本不能由农民独自承担。

　　一个好的规范，应该是道德价值和使用价值的有机结合。秸秆要实现从焚烧到综合利用的转型，固然需要农民转变思想观念，也需要市场机制的“补位”和公共服务的伸展。当秸秆综合利用的收益超过“一烧了之”，农民自然而然会选择“用脚投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