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电视剧《焦裕禄》在央视播出以来，受到广泛欢迎，焦裕禄这位被历史铭记的人民公仆再次感动了无数中国人。作为该剧编剧的全国政协委员何香久对《焦裕禄》的创作深有感悟。自本期始，本刊特开辟专栏“编剧手记”，陆续刊登何香久在该剧创作过程中一个个难忘的瞬间。

　　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长万伯翱先生把长篇电视剧《焦裕禄》编剧的选题交给我时，说了一句让我一生都不会忘记的话，他说：“再过一千年，人们也不会忘记焦裕禄。”

　　那是2009年秋天，在北京河北办事处的一间客房里，万伯翱先生、浙江永乐影视公司总经理程力栋先生、《焦裕禄传》的作者之一陈新先生等和我一起沟通这部30集电视剧的创作。他们选定我担纲剧本的编剧。当时，永乐公司拍摄的长篇电视剧《雷锋》已经封镜，正在做后期。

　　接了这个剧本，很多朋友都说这是个不好写的本子，有的朋友干脆劝我不要碰这个题材。他们的意思我心知肚明，我知道这个选题有太多的挑战性。关于焦裕禄，上世纪60年代有穆青、周原同志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上世纪90年代有李雪健主演的电影《焦裕禄》，还有那么多的传记作品。可以说，焦裕禄的形象在人民心目中已经定了型，甚至定了性。我还怎么写？这是最大的顾虑。其次，我们的时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这个人物的时代意义如何把握？这是又一层顾虑。

　　我决定先到兰考走一走。

　　到兰考那天已经是下午5点多钟了，先去拜谒焦陵。

　　我看见焦裕禄同志坟前摆放着供品，而且那供品还是新的，我感到很奇怪，就问兰考的同志：今天是什么日子，为什么有人来给焦书记上坟？兰考的同志说：这里经常有人来摆放供品，鲜花、蒸馍、水果等等，从来没间断过。兰考的老百姓把焦书记当成了神——当然是他们心目中的人格神。他们有高兴的事，来向焦书记说一说，有什么委屈的事，也愿意跟老书记念叨念叨。

　　这件事一下子就把我强烈地震撼了。

　　一个领导干部，去世快50年了，人们还那么怀念他，这个场景对我心灵的触动之深，难以用语言形容。说实在话，在接受这个创作选题的时候，我是有很多顾虑的。但是一进兰考看到的这个场景，我的信心陡然增加。

　　接下来采访，我每天都处在深深的感动中。

　　在焦裕禄纪念馆里，我看到了焦裕禄遗物，他穿过的衣物上打满了补丁，一床褥子上的补丁有40多个，一床被子补得看不出原来的颜色。还有他下乡骑的自行车，他办公室里的那把破了一个大洞的藤椅。焦裕禄到兰考工作时，他的肝病已经很厉害了，肝痛难忍，手边有什么东西就抄在手里，在肝部顶一下。笤帚把、茶缸盖、钢笔杆、铁锹柄，抓到什么就拿过来压在肝部，藤椅上的那个大洞，就是这么顶出来的。

　　在焦裕禄的遗物前，我再也忍不住自己的泪水。

　　我采访了焦裕禄的老同事、老部下、兰考的乡亲等120多人，很多人一提起焦裕禄，就泪流满面，泣不成声。我来兰考之前，和《焦裕禄传》的作者陈新先生谈这个题材，陈新老师讲到焦裕禄，掩面饮泣，一个70多岁的老人，哭得像个孩子一样。他说：“我就不能说焦裕禄，情感上受不了，支持不住。”这使我感情受到的巨大冲击。一个人离世近50年，还能让想起他的人落泪，这说明焦裕禄真正活在人民心里，说明我们这个时代，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对这个伟大灵魂的呼唤。“百姓谁不爱好官”？一个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的领导干部，人民必然把他放在自己心中的最高位置上。

　　兰考的采访让我坚定了信念：我应该写焦裕禄，而且一定要写好焦裕禄。作为一个作家，同时也作为一个领导干部，这是责任所系，使命所系，更是良心所系。

　　在兰考，我听到最多的，是关于焦裕禄与人民群众那种“血浓于水”的情感的描述。

　　焦裕禄到兰考工作，可以说是“受命于危难之间”。

　　兰考县从历史上就多灾多难。翻一翻旧县志，那些记载让人毛骨悚然。明崇祯十一年到十三年，连续3年大旱，赤地千里，田野一空，出现了“三人同行，二人同食一人”的现象。县志还记载着“若有人死不葬，煮而食之”。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兰考的灾难？是黄河泛滥。天下黄河十八弯，最后一道弯在兰考。历史上记载，从1477年到1785年的400多年间，黄河在兰考境内先后决口29次，有8次大水漫堤，全境成为泽国。黄河是世界首屈一指的泥河，到中下游的黄河里面一年流挟的泥沙有16亿吨，这么多的泥沙高到一定的时候，决堤就是必然的事。今日兰考有籍可考的黄河故道有11条，11条黄河故道形成了更多的黄河故堤，故堤环绕沙丘，又形成上百个风口，给这个县留下大片的沙荒地、盐碱滩，风沙、内涝、盐碱成为亘古不变的“三害”。

　　焦裕禄到兰考时是1962年底，三年自然灾害的最后一年也是最严重的一年。一冬无雪，三春无雨，风沙打死21万多亩麦子，秋天又遭内涝，淹死30万亩庄稼，盐碱地碱死10多万亩青苗。当时兰考所有耕地加起来不足100万亩。亩产不足40斤，全县粮食产量降到历史最低水平，全县36万人，灾民就有近20万人。开封地委为了改变兰考状况，先后物色过几个干部去任职，可人家一听说去兰考，就连连摇头。最后物色了正在尉氏当县委副书记的焦裕禄，地委领导找他谈话，直言不讳地告诉他，兰考是全地区最苦的一个县，最穷的一个县，最困难的一个县。面对三个“最”字，焦裕禄没有半点犹豫。他说什么？他说：“感谢党把我派到最困难的地方去工作。”他还表示：“不改变兰考面貌，我决不离开那里！”

　　焦裕禄刚到兰考工作时，干部队伍思想不稳定。工作环境太艰苦了，所以很多干部都想方设法调出兰考。有个干部编了个歌谣，叫“十二愁”，说：“吃也愁，烧也愁，穿也愁，住也愁；前也愁，后也愁，黑也愁，白也愁；出门愁，进门愁，愁来愁去没有头。”

　　当时兰考县有个特殊的机构——“劝阻办公室”。“劝阻办”是兰考当时特有的产物，全国2000多个建制县，只有兰考有“劝阻办”。因为兰考逃荒要饭的人多，县委就专门成立了一个劝阻流民的办公室，各公社、各大队都有相应机构，在村里劝，在路口截，在车站堵，目的只有一个：减少灾民外流。焦裕禄到兰考没几天，就把“劝阻办公室”这块牌子摘了，挂上去的是“除三害办公室”的牌子。

　　这两个办公室的一撤一立，也是焦裕禄改变党和政府工作态度和作风的第一个大举措。也是向群众表明党和政府的决心：不再回避问题，而是直面困难，带领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改变兰考面貌。

　　从县档案馆借出1962年到1964年上半年的县委工作档案，我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焦裕禄在兰考工作的475天，逐日梳理，编制了一个日程表，这个日程表编排完了，我蒙上被子大哭了一场。475天，除了治病的那段日子，焦裕禄几乎天天在第一线，每天都有动人的故事发生。

　　兰考有200多个村庄，焦裕禄在兰考当县委书记的一年半时间内，走了122个。他不是“走马观花”，不是“蜻蜓点水”，而是坐到群众家的炕头上，深入到牛屋里，把身子扑到大田中。焦裕禄一进村，挨家挨户串门，如果赶上吃饭时，第一个动作是掀开锅盖看一看，看看群众有没有吃的，吃什么。再看柜里有没有粮食，有没有棉衣棉被。见了六七十岁的老太太就喊娘，老人们说：“你是县委书记，把俺叫娘，俺怎么担得起呀？”焦裕禄说：“在俺山东老家，俺娘也是您这个岁数。”他真正把群众当成自己的亲人。在兰考，我发现人们说起焦裕禄，大都不称“焦书记”，而直呼“老焦”，一声声“老焦”，让我一次次怦然心动，热泪难禁。

　　当年大通讯的作者穆青、冯健、周原1990年重返兰考，写下《人民呼唤焦裕禄》。文章写道：“兰考人心目中，焦裕禄没有死。在村头、田间，在农舍、牛屋，在农村饭场，在夜半梦乡，他们似乎还跟焦书记倾诉自己的心里话。”

　　剧本创作中，我一遍遍读着这些文字，涌在笔端的思绪，仿佛也有了炽热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