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今年4月初，清华大学外文系讲师方艳华在外文系通过述职答辩，但因为之前签订合同中规定“就职9年未评职称的老师必须离职”，从2004年起任讲师的方艳华已经到了“非升即走”的最后期限。为留任方老师，清华大学外文系师生经历了3个多月的“保卫战”，终迄未成。其间，系务会争取，海内外学生请愿，学校管理部门议决，参与人都采取了理性、温和的态度和方式。但是，这位“教学效果优异，深受学生欢迎，有独特的英语写作教学理念，具有不可替代作用”的老师，最后还是服从学校“非升即离”的管理规定，转离了教学岗位。类似的情况在其他高校也时有发生。

　　大学教职“非升即降”制的初衷，是通过末位淘汰优化教师队伍，这本无可厚非。但教师职位升迁的标准是什么呢？一般是论文、课题项目、专著。这就要求教师专注于发表论文、取得项目、出版专著。这种政策导向，与高校追求“科研GDP”可谓互为因果、如出一辙。而从常识上说，大学的水平主要体现为有学养深厚的教师队伍，这支队伍能支撑着学科与专业的发展，以一流的教学培养出优秀的学生。而这些主要方面，恰恰不是“科研GDP”数字所能包容、衡量的。

　　高校最迫切需要的是有学养的学科或专业领域的大师。但是，大师的“学养”不是由论文、课题项目等包装出来的，而是需要教师们潜心专业，并伴有长期的积累。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一生都是个教书匠，直至去世后，学生才把他的讲义整理成《普通语言学教程》，开创出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广阔天地。美国经济学家科斯，一生只发表过几篇论文，但却创立了一个学派并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学”是“养”出来的，没有了“养”的学术，创新难成形态。没有创新形态，也就没有学术大师。困扰国人的“钱学森之问”，其症结也即在此。

　　实际上，目前我国高校流行的教师管理办法，已经以职称、经费、奖项等方式，把有限的资源进行了一次分配。其中有一部分教师，他们可能更潜心于自己的专业，更关注所教学生的成长，或自我设定了更高端的学术目标与教育理想，没有把握好规定的评价标准，因此短时间内发不了论文，得不到课题项目，职称也上不去。这已经成了对这些教师的一次打击，如果还不加鉴别地把他们驱离教学岗位，对其中为数不少的优秀教师而言，不啻是二次伤害。

　　而在坚持一定的衡量标准之下，给予这部分群体以更合理的鉴别和理解，则常常有更大的收获。以笔者所在的华中科技大学为例，当年，华科的引力物理专家罗俊进山洞测地球引力常数，至少两个任期没出成果，这并不妨碍他厚积薄发，如今已经成为院士。河南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授课老师常萍当了近20年讲师，在职称上长期“非升”，但她却成了河南大学在教学上的一块名牌，受到师生的高度赞誉。

　　因此，撇开人情人道不论，即便是从效率上来看，高校也不宜冷冰冰地搞“一刀切”，而应该有“养士”意识，给那些潜心专业与教学的教师以修炼“学养”的空间和时间，不用一刀切的“非升即离”来刺激高校教师们的神经。相信这种管理思想的转向和宽容精神，不仅是对当下高校教师职业生态的某种补救，更是高校回归大学本质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