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在金融领域中，国际收支开始由“双顺差”格局向“经常项目顺差、资本和金融项目逆差”的新常态转变，跨境资本双向流动日趋明显，对中国内外金融和货币政策环境提出新挑战。

　　事实上，跨境资本双向流动在2012年和2013年就有所显现，这从当年外汇占款数据可见一斑。2013年1月份新增外汇占款创纪录地超过6800亿元，前四个月新增合计1.5万亿元，此后新增外汇占款急剧下降，6月、7月连续负增长，自8月开始新增外汇占款再度大幅增加，10月新增额接近4500亿元，11月约为4000亿元。

　　今年以来，受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增强影响，中国跨境资本走势可谓“三起三落”，经历了过山车行情。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跟实体经济有关的贸易和投资活动顺差合计286亿美元，同期银行结售汇顺差为1592亿美元，跨境资金净流入压力明显；二季度，贸易和投资活动顺差合计943亿美元，但同期银行结售汇顺差为290亿美元，意味着二季度跨境资金流动呈现偏流出压力。

　　而进入三季度，随着国际避险情绪缓解，外部融资环境趋松，中国贸易顺差持续扩大，人民币加快升值，以及沪港通推出等因素刺激，跨境资本再现大幅回流之势。EPFR数据显示，截至7月30日当周，全球新兴市场股基单周资金净流入逾20亿美元，达到77周以来的最高水平。在分类股基中，亚洲(除日本外)股基和多元化新兴市场股基(GEM)表现最为抢眼。7月30日当周，流入中国股票市场的海外资金达到21.44亿美元，创下天量，为历史上第二单周净流入量。

　　事实上，中国跨境资本流动不仅出现了方向上的“新常态”，更可能出现结构上的“新常态”。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2014年第二季度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显示，二季度我国国际收支结束了连续六个季度的“双顺差”格局，其中资本和金融项目(包含净误差与遗漏项)出现369亿美元的逆差，为2012年第三季度以来首次逆差，资本和金融项目的新特征将更加突出。

　　从中长期来看，资本项目自由化加快，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全球金融周期的差异性，以及全球货币政策分化带来的“外溢效应”等等，都将是这种“新常态”的决定性因素。未来随着央行退出外汇干预，主要由外汇市场供求关系自发决定的人民币汇率将步入双向波动通道，市场主体的汇率预期或结汇意愿将反作用于外汇供求，成为影响国际收支的关键性因素。

　　由此看来，在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跨境资本流动双向波动成常态的大背景下，基于汇率水平的货币投放机制将根本性改变，这对央行政策框架将是新挑战——货币自主性增强要以波动性为代价。一方面，由于私人部门购买外汇资产的增加，央行被动收回人民币流动性，“藏汇于民”造成一定程度的货币紧缩；而另一方面，一旦形成贬值预期，非政府部门增加美元减少人民币资产，在国内资产配置上则表现为增加货币资产，减少风险资产配置，流动性需求上升，在相同的货币供给下货币条件显得更紧。因此，须创造新的货币工具箱，比如进一步发挥国债作为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基准的功能，为投资者提供无信用风险的金融工具或对冲工具等，以适应跨境资本流动的新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