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追踪政协委员违法事件：电话超百次 遇奇葩回复

　　日前，人民网关于“郑州一区人大代表持多套身份证被举报 两月后变身政协委员”的追踪报道，引起不少媒体和公众关注。被举报后辞去区人大代表的王群英，如何两个月后顺利成为市政协委员？而她曾持多套身份证、公司非法占地，为何被认定为行政违法而非触犯刑律？报道持续至今近一个月，记者拨通涉此事件部门电话148次，这些谜团仍未获得官方明确回复。

　　非法拥有4套身份证，仅行政处罚了事？

　　今年7月，有网友向人民网“人民热线”栏目反映，河南泰浦物流集团公司(简称泰浦集团)非法占地，其董事长、法人王群英曾拥有4套身份证，在迫于压力辞去区人大代表后两个月，又任郑州市政协委员。郑州市管城区人大随即证实：2013年11月底区人大接到群众反映王群英有多个身份证，经调查情况属实，责令其辞去人大代表职务。

　　7月22日，河南省公安厅宣传处向记者证实王群英确实曾拥有4套身份证。 8月1日，该厅发来相关说明材料显示，王群英非法拥有的身份证，是其家人提供虚假材料先后从郸城县公安局取得的，公安局已依法作出行政处罚。两名违规为王群英办理户口的民警被行政警告处分。材料里未提及民警违规为王群英办理假户口的原因。

　　刑诉法专家指出，一个公民只能拥有一张身份证，王群英有3个虚假户口涉及犯罪。即使是其家人提供的虚假材料，王群英也难逃刑责。帮王群英办假户口的民警，属共同犯罪。警方若对明显构成犯罪的行为却不以犯罪论，涉嫌徇私枉法。截至发稿时，河南省公安厅未就上述问题作出进一步答复。

　　区人大代表因举报辞职，如何闪电进市政协？

　　非法持有多个身份证的王群英为何两个月后又变身郑州市政协委员？

　　7月21日，记者致电政协郑州市委员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王群英在政协登记的身份是金辉物流董事长，不清楚其是否同时是泰浦集团的董事长。然而记者登录郑州市工商局网站，仅用一分钟时间就查询到两个公司的法人均显示为“王群英”。记者询问王群英成为政协委员的过程，上述工作人员表示具体问题需要问市委统战部。记者随后致电郑州市委统战部，对方表示将调查核实。

　　8月4日，郑州市委统战部回复称，王群英承认向组织隐瞒了其担任法人代表的泰浦物流相关情况。已责令王群英辞任政协委员。作为推荐单位的郑州市工商联党组，对所负有的考察不严责任作出深刻检查。作为推荐单位的郑州市工商联，是如何对被推荐人选进行考察的？为何没有发现相关问题？除了市工商联，还有哪些部门应承担相应责任？

　　采访违法占地遇阻，“我说要跳楼就跳吗？”

　　7月22日起，记者与郑州市国土资源局联系采访事宜。办公室工作人员称采访找用地管理处，用地管理处工作人员则称“找办公室”。辗转多次，办公室一位副主任向记者表示“不清楚泰浦物流园”。记者提供了泰浦物流网站上的详址，即郑州市管城区南四环与107国道交汇处向南一公里路东。对方称：“你这个说法很笼统，得告诉我‘80坐标’。搞地理的、测绘的都知道。”虽然不是测绘专业人士，记者仍表示愿意提供坐标，对方又要求按照信息公开的程序填表申请。记者提出疑问，“您刚刚不是说只要提供坐标就可以查询相关情况吗？”对方则反问，“我刚刚说了我要跳楼我就跳吗”，随即挂断了电话。

　　7月23日，记者辗转将采访函传真给郑州市国土资源局。

　　7月24日，郑州市国土资源局回复称泰浦物流因非法占地已被行政处罚。却未说明泰浦物流总共占用多少亩农用田，而这个数据关系着是行政违法还是刑事犯罪。记者随后多次致电询问相关情况，截至发稿时，在工作时间累计拨打郑州市国土资源局电话超过50次，21次接通，其中还包括数次“队长出去了”、“队长休假了”、“主任开会去了”等无效通话。

　　8月19日，记者在致电郑州市国土局未果的情况下致电河南省国土资源厅宣传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相关问题要问郑州市”。

　　148次通话难解谜团，记者采访为何这么难？

　　整一个月，记者为采访“王群英事件”拨打电话逾200次，其中拨通事件相关部门电话148次。因为部分机关单位网站上查不到办公电话，仅114就拨打了18次。最终，记者仍未获知王群英非法持有身份证及非法占地皆被认定为行政违法而不是刑事犯罪的原因，以及其个人存在违法问题情况下进入政协是哪个环节存在漏洞。

　　“与公众期望相比，当前一些地方和部门仍然存在政府信息公开不主动、不及时，面对公众关切不回应、不发声等问题，易使公众产生误解或质疑，给政府形象和公信力造成不良影响”，国务院办公厅2013年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回应社会关切提升政府公信力的意见》明确 ，各省（区、市）人民政府建立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依托新闻发布平台和新媒体发布重要信息的制度，并指导本级政府各部门和市、县级政府加强新闻发布工作，进一步增强信息发布的权威性、时效性，更好地回应公众关切。

　　2013年1月，河南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吴天君曾以《开掘网络舆论监督的“正能量”》为题在人民日报撰文。文章指出，应将互联网宣传管理由“应对”转化为“运用”，使政府管理与社会管理相结合，广泛听取网民建议和诉求，及时有效处置热点事件，切实解决群众实际困难。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指出，一些地方政府部门抱着“喜欢报喜不报忧”的心态，很排斥媒体监督，甚至给记者采访设置障碍，比如拒接电话、“踢皮球”。然而根据信息公开条例，对于政务工作来讲，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只有涉及到国家机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才是可以不公开的。

　　“接受媒体监督是现代民主政治的要求，也是法治政府的要求，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表示，现代社会是风险社会，包括地震等自然风险和食品安全事故等人为风险。政府要向人民负责，接受人民监督，而人民监督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媒体来实现的。如果政府不接受媒体的采访，百姓的知情权得不到保障，可能造成谣言四起，影响社会稳定。媒体的采访和监督，是“透明政府”不可或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