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适应经济新常态，我国货币政策应加快向价格型调控转型。

　　货币政策向价格型调控转型的逻辑起点在于，国际收支渐趋平衡下我国货币投放机制出现重大转变，表外融资加速创新与规模急剧扩张使得中央银行数量型工具失去精准控制，货币总量庞大而结构矛盾突出对定向调控工具提出新要求，这些货币政策环境新常态均需要中央银行以价格工具为主进行调控。

　　国际收支渐趋平衡将根本性改变我国货币投放机制，扩大中央银行自主价格调控空间。20世纪90年代以来，除1998年外，我国始终保持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的双顺差格局。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双顺差规模出现增加趋势，我国积累了巨大的外汇储备。截至2011年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3.181万亿美元，是1997年的22.7倍。为维护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中央银行不得不被动购买巨额外汇而向金融市场大量投放基础货币；同时，又通过存款准备金、中央银行票据等数量型政策工具来锁定金融市场剩余流动性，避免过剩流动性推高通货膨胀率。但从2011年起，我国国际收支渐趋平衡，当年经常项目顺差与GDP之比为2.8%，降至200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表明我国基础货币投放机制已出现根本性变化，中央银行主动投放能力显著提升，这为货币政策由数量型调控向价格型调控转型创造广阔空间。

　　表外融资加速创新与规模急剧增加，单纯依靠数量型工具难以取得预期结果。2005年以来，我国金融市场创新明显提速，规避表内贷款规模限制的表外融资模式五花八门，并呈现出快速增长态势。2002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在社会融资规模中的比重为91.9%，2005年这一比例下降至78.5%，2011年又降至58.2%。无论是传统信贷计划控制工具，还是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下的差别存款准备金动态调整，对金融机构表内贷款具有较强调控作用，但对以委托贷款、信托贷款、委托债权等非标资产形式存在的表外融资规模调控作用非常有限。这样一来，中央银行必然要更多依靠价格型工具，通过政策利率引导金融市场利率，调节金融市场流动性水平，进而对社会融资规模施加重要影响。

　　我国货币总量庞大而结构性矛盾突出，对中央银行定向调控提出新要求。当前我国实体经济融资成本高、融资难与货币总量庞大形成尖锐矛盾，表明传统货币政策工具已难以有效应对，如何将传统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如再贷款、再贴现等与价格型工具进行有效结合实施定向调控，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将是货币政策面临的新挑战。

　　应该看到，以价格型调控为主的货币政策新框架，要建立在金融市场利率市场化基础之上，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引导金融机构建立有效财务约束、强化利率定价能力建设的急迫性明显上升。同时，为维护宏观金融稳定，必须要进一步强化中央银行金融宏观审慎管理职责，由中央银行牵头加强金融监管协调，也是新常态下实现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有机统一，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底线的重要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