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间，有关宏观税负的报道引起了广泛关注，也掀起了一场中国的宏观税负到底高不高的争论。先是一名学者认为“我国上半年宏观税负达到44%”，迅速吸引了公众的眼球;接着另一则报道认为，我国人均宏观税负已高达6338元，其中，北京、上海、天津“名列前茅”,分别达到20347.8元、19192.8元和17993.5元。网友吐槽说，按照这个标准，自己的生活简直就是“一个馒头半个税”。

　　到底应当如何来看待我国的宏观税负问题?宏观税负到底应当按税收与人口的比重来衡量呢，还是应当按税收与GDP的比重来衡量?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孤立地谈论和讲座宏观税负问题，一定会出现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现象，也很难客观地评价和判断出我国宏观税负高不高的问题。

　　宏观税负只是企业和民众负担重不重的一个方面，而且，在分配制度科学、合理的环境下，宏观税负重也未必实际负担重。相反，宏观税负轻，也不代表企业和民众的实际负担轻。尤其是社会福利好的国家，宏观税负重反而会使社会财富的分配更加公平、更加科学、更加合理。

　　相关专家认为，国际上对宏观税负的计算，分为“窄口径”和“宽口径”两种方式。其中，“宽口径”包括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在内的全部政府性收入，然后再与GDP进行比较。而我国的“宽口径”收入主要包括公共财政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和社会保险基金收入等四个部分，由此得出的宏观税为35%，低于很多发达国家，特别是法国的44%。

　　这是否就意味着我国的宏观税负水平不高、企业和民众的负担不重呢?不能这样看。对中国的企业和民众来说，除了直接的税收负担之外，其他方面的负担也不能不考虑、不能不引起重视。同时，税收的使用效率和公共化程度、社会福利程度等，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

　　就间接负担来看，除直接的税收之外，看不见、摸不着、感受得到的负担，如各种黑色收入、灰色收入、腐败收入等，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虽然说每个国家都有类似的收入现象存在，但是，严重程度不同，对企业和公众的影响也不同。我国在这方面的问题还是比较突出的，体制内、体制外、法内、法外的各种非税收性收入，应当不是一个小数目。别的不说，开发企业透露的开发利润的一半被政府部门拿走，可能就大多不在宏观税负所确定的范围之内。而企业的偷漏税、未纳入到税收征管范围的收入、腐败收入等，也都游离于制度之外，游离于宏观税负之外。尤其是腐败收入，每查出一起案件，数千万、上亿、几亿已成家常便饭。同时，政府部门转嫁于企业的各种吃喝玩乐费用，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到底有多少游离于制度之外的类似收入，可能不能不与企业和民众的负担联系起来。

　　不仅如此，近年来，在金融企业的垄断下，企业的融资负担不断上升，多数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负担都超过了10%，有的甚至高达15%以上，也不能不说是宏观负担的重要方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企业和居民支出成本快速增长的基础之上的。尤其是“土地财政”的大规模扩张，不仅使宏观税负出现了快速加重，而且让企业和群众的支出负担快速加重，尤其是房价，多数城市都上涨了四五倍。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只看宏观税负，可能就比较教条了。

　　假设以上这些条件都不成立，或者说都不存在任何问题，而只有直接的宏观税负，亦即相关人士所认定的负担率只有35%，但这些税收提供社会公共服务、公共福利的效率，以及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社会福利水平等，也应当是考量宏观税负高不高非常重要的方面。要知道，如果社会公共服务、社会福利等水平较低，税收中用于这些方面的比重过低，宏观税负的比较也就失去了意义。

　　看我国的宏观税负高不高，不能就数据论数据，也不应将税收和人口进行简单比较，而应当全面分析，综合考量，既要看到数据上的问题，更要看到数据之外的问题，包括直接的和间接的负担、显性的和隐性的负担、税收使用的公共性、社会公共服务和福利水平等。只有这样，才能对宏观税负的高低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