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中”、罢课......这是这几天充斥香港社会的一种怪现象。之所以说怪，是因为这是发生在8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就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普选问题和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作出决定，明确了从2017年开始，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可以实行由普选产生之后。

　　本来这一决定反映了香港主流民意，开启了香港有史以来行政长官首次将由市民普选产生的新时代，这是在英国殖民时期，香港市民想都不敢想的事。然而，它将在香港回归20周年的时候成为现实。这对于香港市民来说，这自然是喜事好事。然而，这样的好事迎来的却是一部分人的质疑、抗议，甚至他们还要“占领中环”。这样看来，这岂不又成了怪现象？

　　除了港英政府末代港督彭定康、美国前驻港总领事杨甦棣等，这些长期习惯了干涉别国内政的境外势力和政客外，最让人不理解的是，对本次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香港政改方案说三道四者、抗议者、“占中”者中，居然大都是曾经经历过完全不存在民主与自由的港英时期的香港居民，或根本不了解港英时期香港社会的年轻学生。

　　回归前和回归后的香港有很大不同，虽然都是资本主义制度，但最大不同可能就在于民主的扩大，这是大多数老香港市民们记忆和感受最深刻的。他们经历了两个不同时期，见证了两种不同民主，他们从回归前的被殖民者变成了今天的主人。据他们说，港英时期居住在香港的中国人是没有示威游行的权利的，自英国人占领香港到回归前的156年中，港英政府从来没有过要通过选举来选出香港行政长官，那时的香港市民不可能也不敢，甚至没有权利提出选举行政长官这一说。

　　然而，虽然本来《中英联合声明》中没有行政长官普选这一说，但中央政府却提倡和同意让香港市民通过民主方式选出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而这一切当然得益于中央对港的“一国两制”和“港人治港”政策。

　　除了老香港市民外，对香港社会“一国两制”优越性体会最深的台湾著名人士张安乐，因为深切体会到“一国两制”政策的优越性，便冒着坐牢的风险回台湾宣传“一国两制”。在桃园机场面对台湾各大媒体记者摄像机镜头，戴着手铐的张安乐手中拿着的唯一物件就是印有“一国两制”的宣传册，而他面对媒体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回来的任务就是宣传‘一国两制’。”张安乐还在台湾电视的公共节目上和多位“台独”大佬辩论“一国两制”，他举得很多的例子就是香港。

　　除了民主扩大，很多香港人感受很深的就是，回归后香港遭遇亚洲金融风暴，陷入了长达六年的经济低迷，2003年的SARS更让香港经济走到谷底。但10多年后的今天，香港比以前更繁荣了。而这样的繁荣不是美国和英国给予的，是回归后香港和内地可以签订CEPA协议，香港的货品可以零关税进入内地市场，落实“自由行”带来的。有了CEPA，外国企业对香港也另眼相看，到香港设立地区总部比1997年增加超过70%。

　　今天香港在继续繁荣，但明天会怎样？谁也不知道，香港需要稳定，但动不动就“占中”会不会影响稳定和社会经济发展？今天香港最应关注的是政改能不能带来香港永续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