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香港不会成为动乱之都

　　[ 从社会学角度来看，矛盾冲突也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方法，将潜在问题暴露出来，双方坦诚以待，有助于看清对方底线、担忧和能力，有助于香港和内地同胞、香港和中央、建制派与反对派之间建立合适的关系 ]

　　刘兆佳，现任全国政协委员及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被香港传媒亲昵地称为“佳叔”。

　　佳叔早年在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任教，言辞犀利，常于媒体发表言论，点评政府所作所为。秉承了中国学而优则仕的古风，佳叔一贯积极参政，1993年获中央政府委任为港事顾问，2002年至2012年长达十年间历任两届特区政府智囊首脑，即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职责之一便是协助特首起草编写每年的施政报告。

　　加入政府后，刘兆佳表示，在集体负责制下，为维护政府的权威和政策，对自己设下“四不”政策：不在公开场合评论中央政策、不评论其他个别官员言论、不与政府唱对台戏及不反对特区政府政策。

　　去年6月30日，佳叔任期届满，立即恢复敢言本色，未几便发布新书《回归十五年以来香港特区管治及新政权建设》，剖析回归15年来特区政府面对的挑战。而这次《第一财经日报》的采访也围绕这一话题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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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管治困难而非危机

　　第一财经日报：香港目前是否面临着管治危机？

　　刘兆佳：现在很多问题其实一直都有，我之前在中央政策组十年也碰到一些摩擦，不过在我离开后这两年的确很多矛盾激化了，而最近有关特首选举的争议又成为一个新的催化剂。

　　我不愿随便用“危机”二字来形容，但回归以来确实遇到了一些管治困难，体现在不同种类政治冲突的出现。这些冲突主要是非暴力的，言语之间的一些冲突或一些集体抗争，例如立法会内反对派和建制派议员之间的摩擦，或者反对派和特区政府之间的一些摩擦。

　　但总体来说，对香港日常运作影响不大。若将香港这些所谓矛盾冲突与政局动荡拿来与世界上其他地方相比，还算是一种比较平和的政治生态。

　　一路过来，香港人习惯了平静的政治生活，不习惯冲突。香港人总体还是很注重稳定的，只容许冲突在一定范围内发生。假如离开了言语间的冲突，变成一种具体的推撞，香港的保守心态便会抬头，对这种行为进行约束。

　　香港反对派如今处境尴尬，不激烈抗争没法向对手施压，若极端又失去社会同情，主流民意会反弹。

　　有实例为证，最近特首梁振英到立法会参加答问大会，有议员向他投掷玻璃(0, -1008.00, -100.00%)水杯，首先出来批评的是民主派，因为怕受连累，知道香港没法接受这种行为。

　　再比如占中行动，问题是，香港人一直以为这只是政治游戏之一，没产生什么危机感，但如今慢慢开始有人认真对待，社会上出现不同声音，担心会否影响香港社会稳定、与内地的关系，会否打击投资者信心、冲击人民日常生活，社会正在出现某种保守主义的反弹，主流民意出现某种保卫稳定的声音。

　　香港具有自我调节能力

　　日报：各种矛盾激化会导致香港局势不稳定吗？

　　刘兆佳：虽然过去两年各种矛盾激化，但我也不认为香港会出现严重动乱。

　　因为香港是个商业社会，人们大多很理性。社会上有些人因为不满而有激烈言行，而激进声音会通过某些媒体表达出来，借此发挥政治影响力。

　　这些激烈行动借助媒体烘托显得风起云涌，但在现实中仍受到约束，因为整个社会还是比较保守，包括中央及特区政府、建制力量以及社会主流精英和求稳的保守民意的反动员力量正逐渐壮大。香港社会具有自我调节能力，不会成为动乱之都。

　　不太担忧香港的发展

　　日报：在重重困难中，香港要如何突围而出？

　　刘兆佳：我们还需要很长时间来建立一种恰当的中央和香港特区的关系，以及香港内部不同势力之间的关系。回归17年，只是很短的一段时间。

　　香港本身已经面临各种问题，例如贫富悬殊等，而如今内地发展迅速，令香港备感失落，担心竞争力下降，想要调整香港发展模式。

　　这种现象在世界范围内并不少见，美日也都面临同样的困境。原本一直处于领先地位的国家和地区，突然面临一些新兴国家的挑战，意识到寻找新出路的必要性。对过去的一套虽然越发没有信心，但又不敢轻言放弃，怕新的社会经济结构改变引起利益冲突而不敢轻言采纳，以致出现混乱不安的状况。

　　香港只能在各种限制中谋求出路，与中央建立恰当关系。恰当不代表很理想，而是现实中最可行的。建立起既能维护中央利益又能推动香港发展的特区政府，是双方要妥协的方向。

　　特区政府要中央和香港都能接受，必须能把爱国与中间力量结合起来。

　　日报：用10分来评分，你对香港未来发展的信心有多少分？

　　刘兆佳：6分，我对香港未来发展持审慎乐观的态度。

　　假如你回归前在香港居住，现在的繁荣稳定已超乎当时想象，那时很多人惶惶不可终日。很多外国朋友来香港后，都觉得回归后香港发展还不错，基本维持稳定繁荣，与他们国家相比并不逊色。

　　刚回归时很多香港人都喜出望外，但慢慢发现社会上又出现了很多问题。这种局面的出现恰恰说明这些人已大体上认可了一国两制，所以开始有新期望，对很多事情觉得不满意。

　　这反映一国两制基本成功，香港人的最大担忧已不存在，法治自由得到了保证。现在人们关注的是新问题，例如国际竞争力、贫富悬殊等，这些问题在回归前根本来不及担忧，也不是重点。

　　我不太担忧未来香港的发展，从社会学角度来看，矛盾冲突也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方法，将潜在问题暴露出来，双方坦诚以待，有助于看清对方底线、担忧和能力，有助于香港和内地同胞、香港和中央、建制派与反对派之间建立合适的关系。这些严重矛盾的暴露可以是重整各方关系的契机，减少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