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每日新报  作者：刘超群

　　7月份开始，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副研究员、考古队队长陈伟和考古队员开始对高郭侯国国都遗址进行第二次抢救性考古发掘。这次考古发掘面积为2000多平方米，对城址的北城墙进行了解剖，“在城址北墙中部发现一条南北向古道路，古道路的年代及与城址的关系正在进一步发掘确认。”陈伟说，虽然这次发掘的面积不大，但出土的文物很有考古价值。

　　“此次发掘中，在城墙边发现战国瓮棺葬说明这块地方有可能是高郭侯国一处墓葬区。”陈伟说，要想证明这种说法，还需要继续发掘，如果能发现较大规格的墓葬才能证明这种说法。

　　瓮棺葬是指用陶容器作为葬具、埋葬在地下的一种埋葬形式。在我国，瓮棺葬早在七八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前期就已出现，广泛发现于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地区。战国秦汉时期，瓮棺葬作为埋葬未成年儿童的方式仍在一些地区流行，成为当时颇具特色的一种埋葬形式。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白云翔对战国时期的瓮棺葬有较为深入的研究。在他看来，瓮棺葬葬地的不同，反映出瓮棺葬在不同地区具有不同的作用和意义。“有的瓮棺葬是埋葬在居住地附近或城墙内外；也有的是瓮棺葬同其他类型的墓葬混杂在一起；另一种是以瓮棺葬为主的丛葬墓地。”

　　居住地附近的瓮棺葬，可以看作是当地居民对死亡儿童的一种“弃埋”，因而墓一般不规整。瓮棺葬与其他类型的墓葬同葬于一个墓地的情形，说明瓮棺葬被当地居民作为埋葬儿童的一种正常葬制所采用，将死亡儿童同成人一样葬在家族墓地中，因而墓一般较规整，甚至同其他成人墓一样有类似的随葬品。

　　高郭侯国国都遗址发现的瓮棺葬出现在城墙旁边，很显然符合第一种情形，也从侧面证明遗址所属年代为战国时期。“从各地大量的考古发现证明，瓮棺葬在当时很流行，被葬者大多是儿童。”陈伟说。

　　出土大量生活用具

　　随着考古深入，考古人员陆续在城墙不远处出土了大量战国至西汉时期的陶纺轮、铜镞、甑等可辨文物。

　　陶纺轮在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常见，是一种用灰陶或红陶制作的纺线工具，略呈圆饼形或凸圆形，中有孔，插入木柄或骨柄可以捻线。随着制陶业的不断进步，陶制品已突破了日常生活用具范围，向更广阔的领域伸展。到战国时期，陶土制成的纺织工具开始作为冥器随葬。

　　铜镞是安装在箭杆前端的锋刃部分，配合远射程兵器弓弩使用。“铜镞的出现，说明当时城墙已经有士兵站岗放哨，通过研究这些兵器，可以了解当时的兵器制造技术和能力。”陈伟说，如果在接下来的考古中，能够出土筒瓦、板瓦等战国时期遗物，就解决了城墙的始筑年代、废弃年代、建筑方法等问题。

　　甑是古代蒸饭的一种瓦器，底部有许多透蒸汽的孔格，置于鬲上蒸煮，如同现代的蒸锅。在陈伟看来，通过研究这些生活用具，可以推测出当时高郭侯国的经济实力和耕作技术。因为战国至西汉时期是我国古代历史大变革的时期，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各诸侯国变革的程度不同，但生活用具的变革，都与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直接关系。

　　未发现刻字文物

　　作为一个小国，高郭侯国国都并不算大，面积只有20多万平方米。城址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546米，南北宽428米。城墙为夯土筑成，墙基宽度约2米，城墙外侧有城壕一周环绕。在城址周围分布有不同功能的居住遗址、墓葬区等。

　　虽然进行了两次发掘，但考古人员对高郭侯国国都的了解也仅限于城墙，“第一次发掘了800多平方米，第二次计划发掘2000多平方米，都是围绕着城墙展开的，宫殿区、居住区和墓葬区还是一无所知。”陈伟说，两次发掘出土了大量文物，但没有发现关于高郭侯国的文字记载和铭文，确定此遗址为高郭侯国也只是靠文献和历史记载。

　　据《汉书·王子侯表》记载，西汉宣帝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四月，河间献王之子刘瞌，被封为高郭节侯，都邑在原虢邑(今任丘城西十六里)。在位十一年。死后其子久长于神爵三年(公元前58年)嗣爵，是为孝侯。以后，项侯刘菲、共侯刘称、哀侯刘霸相继嗣爵。哀侯刘霸死后，因无嗣，其弟刘异众于汉成帝元延元年(公元前12年)被接续封为鄚侯。至此，高郭侯国绝，共传四世历五侯，约56年。

　　“这次出土的文物中还没有发现刻字的文物，随着考古继续开展，出现带有文字的文物也不是不可能。”陈伟说，高郭侯国虽然仅存在了五十多年，但对研究战国到西汉时期各诸侯国历史有很大价值。此次考古发掘，除对城址相关建筑遗迹进行清理外，还将对城址内堆积的文化遗存进行发掘，以了解城址建造、使用直至废弃的历史过程。

　　“初步计划12月底完成全部田野发掘工作，到时候对高郭侯国，乃至整个任丘的那段历史有一个重新的认识。”陈伟说。

　　“如果时间充足，接下来我们将对高郭侯国国都遗址进行一次全面的考古调查和勘探，弄清楚各个功能分区所在的具体位置，至于什么时候能发掘，谁也不知道。”陈伟说，遗址和文物保存在地下才是最好的保存，发掘其实也是对文物的一种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