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嘉峪关市文物局局长武军斌向记者介绍嘉峪关长城保护维修工程相关情况。

　　6月22日，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联合提交的“丝绸之路：起始段和天山廊道的路网”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召开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此次申遗，隶属甘肃省的有玉门关遗址、悬泉置遗址、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锁阳城5处遗址进入了世界遗产名录。加上之前的敦煌和嘉峪关，甘肃至今已拥有7处世界文化遗产。

　　东临长安，西望西域，作为丝绸之路的中枢，甘肃承担着西方文化传入中国后的本土化功能。想起西北师范大学李并成教授的话，“来自西方的宗教遗迹在甘肃保留很多，例如石窟和壁画。几乎每个县都有石窟或者石窟群，炳灵寺、莫高窟……还有许多大大小小不知名的石窟，因此，河西走廊可以称作是‘石窟走廊’。”

　　8年改变了什么

　　穿越几十公里沙漠公路到达玉门关。黄土垒成的四方城墙孤零零盘踞在戈壁上，这就是玉门关现存遗址———汉代小方盘城。玉门关早已将功名深藏青史，只留被时光蚕食过的躯干在大漠孤烟中，供人们凭吊。据工作人员介绍，申遗成功后，玉门关景区游客明显增多。多少游客都是念着“春风不度玉门关”的诗句千里迢迢赶到这里来，看到实物时，掩不住脸上的落寞。

　　“其实在玉门关周围还有车马辙的印迹。玉门关是通往西域的门户，它承担着政治、军事和民间外交的使命，从西域来的人，远远就能望见玉门关的烽燧。”李并成教授说。

　　“知道申遗成功的消息后，我们连夜赶出这本书。国家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之时，如果文物管理利用得好，可以为经济建设和文化交流搭好台。”甘肃省文物保护局副局长肖学智扬扬一本精美的书册，图文并茂地展示了这5处文化遗产的情况。

　　然而，文化遗产要搭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这班顺风车，怎样处理好旅游开发和文物保护这对“欢喜冤家”是关键，肖学智坦言目前还在研究方案。麦积山石窟游客最多的一天达到3万余人，景区管理所的工作人员全部投入指引疏导还不够用，“这不是世界文化遗产正常开放的样子，给文物造成的压力太大了。”

　　他更愿意谈谈在为申遗全力以赴的8年时光里，收获了什么。

　　从2006年起，甘肃的那根发条就没有松过。此刻欢欣已过，下一步工作该往哪里走？发条是可以稍作松懈，还是拧得更足？

　　“踏上申遗路后，我们最犯愁的倒不是文物如何加固、抢修，反而是文物档案的归集。”按国内的做法，文物就是人们在博物馆里看到的样子。但世界遗产的要求细致入微，要求为文物建立一套翔实的档案：包括曾遭破坏和被盗情况，周边的环境，保护管理的过程和每一次维修中发现的问题，文件批复，保护机构设置的资料和照片都要归档，文物的前世今生都得摆在台面上，让公众知情。

　　“国际专家来检查时，我们才知道在资料管理方面的缺陷。有些资料不是没有，而是存放在不同的单位部门，以前也没想到这些资料需要收到文物档案中来。”肖学智说。

　　诸如此类的慢工细活儿还有很多。例如在麦积山申遗前，国际专家召集与古迹利益相关者开座谈会。村民、景区管委会、野生动物管理部门，地质公园工作人员都是座上宾。专家团特别详细地问，“你怎么看待申遗工作？是支持还是反对？它对你的生活什么影响？”

　　过程艰难，但所有的工作体现出对文物的敬畏和以人为本的精神，包括利益相关者应该遵守原则、受到什么待遇，让每个人都体认到文物保护是自己分内之责。

　　“申遗给每个人都上了一课，让我们学会该怎样与文物相处。”肖学智回味。

　　最缺的是人才

　　如何让沉寂已久的文化遗产活起来？这一路，各地的文物修复工作都在进行。

　　2011年嘉峪关就拉开了修缮大幕，现在工作还在进行。万里雄关，奇峻苍远。宝石蓝的天空下，部分建筑被网布罩着，工人在脚手架上忙活，还有工作人员凝神于彩绘修复。

　　“这是我们规模最大的一次修缮了。”嘉峪关市文物局局长武军斌带记者走上城楼。他经常听到游客的抱怨——大老远跑来，买了门票却看不到长城的真貌。

　　“有时我会这样跟他们解释，‘对于世界文化遗产来说，如果你是心怀敬畏的，那你看到它的每个部分、每个过程都是珍贵的。人们常见的是修前和修后的长城，但唯独目睹怎样修缮的人最少，是不是显得更珍贵一些？’”

　　武军斌说，这里从事文物修复的人才，一部分来自省内的敦煌研究院，更多的得借用外省市力量。

　　“文物保护也好，维修也好，技术人才和管理团队是最稀缺的资源。”从事文物工作二十余年，肖学智深有体会。

　　每个世界文化遗产都要建立监测体系，两年向世界遗产中心报告一次。“基层同志不知从哪下手，就从省外请专家，常常求着人家来，但专家还不见得有空。如果省内多一些专家，指导起来就很方便了。”

　　培养一名文物修复人才并没那么简单，大学的文物保护专业没有细化到修复。一个学生有美术功底、略通历史知识并不足够，还要通过实践和与施工团队的磨合。

　　即使敦煌莫高窟的老技工，也是一边工作，一边带徒弟。敦煌研究院副院长王旭东告诉记者，单位里年纪最大的技工有80多岁了。“过去都是从高中招技工，舍不得让本科生做。现在不一样了，队伍里最多的就是本科生了。但这活儿还得论灵性，同是由老师傅带着，有的人用不了多久就脱颖而出，有的一辈子都在打下手。”不过王旭东相信，再过十年，敦煌的年轻技术队伍就会成长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