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政协情缘

　　时间抹不掉记忆，岁月带不走我的政协情怀。我与政协的不解之缘，可追溯到1950年元月23日召开的重庆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往事历历，如在眼前。

　　记得重庆市解放不久，市里就召开了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并由此而产生了重庆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简称各代会。当时，我以学生代表的身份参加了第一届各代会。1954年7月23日普选的重庆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政协第一届重庆市委员会也正式成立，我担任市政协常委，参与政协工作十多年，不仅积累了一些政协工作的经验，同时也为我以后从事党政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1985年我被任命为中共重庆市委书记。为了加强政协工作，同年6月2日重庆市政协八届三次会议选举我担任政协主席，我作为市委一把手直接领导政协工作。1985年10月，时任第六届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到重庆视察工作时对我说：“一个地区的一把手兼任政协主席者，恐怕只有重庆这一例，重庆市是党委一把手兼政协主席的唯一的一例。”这既是对重庆市委重视统一战线和政协工作的肯定，也是对我们的鼓励。

　　1995年1月，政协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关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规定》指出，“政协协商是对国家和地方的大政方针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在决策之前进行协商和就决策执行过程中的重要问题进行协商。”而早在十年前的1985年，我担任重庆市委书记兼政协主席时，就积极探索协商与决策的程序问题。比如为解决重庆市中区交通拥挤和堵塞问题，就是先在政协召开讨论会进行协商，然后在市委常委会上决定方案。

　　当时，重庆市中区三面环水，面积仅9平方公里，除沙滩与陡坡外，可用之地仅7平方公里，而居住人口多达54万。虽然采取多种措施，如将工厂迁出市中心等等，但居住人口仍高达48万，加上流动人口，其人口密度超乎寻常。为此，我带队专程到日本及香港地区考察。

　　日本提出采用高架路来解决交通拥堵的方案，但当时重庆的财力无法支撑。香港与重庆在地形上有类似之处，也是路窄、坡陡、车辆多。香港有30万辆车，不堵塞，而重庆当时只有6万辆车，却常堵车。我在香港拜会光大集团董事长王光英先生时了解到，港英政府修立交桥要经过光大大厦，后以10万英镑请英国的交通专家作方案，既保住了光大大厦，又使立交桥按计划建成。

　　考察返渝后，在香港友人冯秉芬爵士的帮助下，请港英当局派出两位专家到重庆，所提出的意见仍然是建高架桥。按一般常规市委可以初步确定以修高架桥解决交通拥堵问题，但我坚持在决策之前，组织召开市政协专家咨询讨论协商会。我一直参加会议听大家发言，经过三天的座谈讨论，提出了几条可行的意见：一是修沿江公路，把市中区的内部循环改为外部循环；二是利用抗战时期的地下防空隧道，将菜园坝至朝天门地下连成一线，将火车站到朝天门码头连成一线，使铁路与水路也连成一线；三是从牛角沱修轻轨高架桥至小龙坎到沙坪坝沿江而行，费用比在市中区修高架桥减少很多。还有人建议，在鹅公岩鹅颈项处开一条运河引嘉陵江水入长江，把江北区和渝中区连成一片，所开发的新土地增值完全可以解决修两公里运河的费用。

　　由此可见，经政协协商提出的方案，更符合重庆当时的实际。我将此方案提交市委常委会议讨论，得到了批准。同时，常委会议还作出决定，今后凡有关重大国计民生问题，未与政协协商研究，市委常委会议不予讨论。这个决定成为当时的一个创新，得到了全国政协的重视，认为这是政治协商的制度化，真正体现了各界人士通过协商参与党委、政府的重大决策，这个参与是实质性的，而非表面的一般化的参与，真正做到了协商于决策之前。

　　进入新世纪以来，党和国家非常重视加强政协工作。尤其使我感到兴奋和亲切的是，2006年春天，中共中央颁发《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的文件，这是指导新阶段人民政协事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我反复阅读，《意见》高度概括了中国共产党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人民政协事业的重要论述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对人民政协工作的新思想、新要求，明确提出了人民政协充分履行职能和切实搞好自身建设的任务，为人民政协事业指明了方向。

　　我相信，未来的政协工作者能吸纳过去的经验智慧，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作出更大的贡献，人民政协事业必将随着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