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纪委对广州市委原书记万庆良进行了立案审查。万庆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索取、收受巨额贿赂；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多次出入私人会所。万庆良被开除党籍和公职的同时，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其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案件侦查正在进行中。

　　在反四风活动收尾的当口，万庆良被查处传递出一个鲜明信号：查处违纪不收场，依法反腐无止境。两年来举世瞩目的反腐成绩单，让既有官僚体制中的人感叹“官不聊生”，有的“潜伏者”还在观望，期盼着有风头过后的那一天。此时，更加绵密地查处违纪腐败案件，已超出单纯的治标意义，对于塑造权力依法行使的制度预期具有根本的“反作用力”。

　　万庆良案由党内程序进入刑事司法程序，说明在治吏上“党纪”与“国法”并重，无论违反哪一项都必须受到追究。很多官员最终走向犯罪的深渊，都是平时在党纪上失守。可资佐证的是，山西官场仍在发酵的“地震”，凸显出官僚体系中的“奢靡之始，危亡之渐”。有消息称，山西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局长尹喜平不久前被带走，略显神秘的调查引人侧目，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其经营自身仕途的种种失范、失检之处。这也正是习近平所坦露的，“一些干部包括一些相当高层次的领导干部因违犯党纪国法落马，我们很痛心。我们中央的同志说起这些事都很痛心，都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

　　挽救那些免疫力脆弱的官员，需要在治权的党纪制度上扎紧篱笆，也需要刑事司法祭起反腐的大旗。与党内程序查处违纪相比，进入刑事司法程序的贪腐案件更有“可观性”，尤其是联系起不久前刘铁男受贿案一审，有舆论高呼“打虎”进入审判季，人们在见证落马高官走上被告席接受法律审判时，更能体会到司法反腐的法治内蕴，在最后一道防线守住治权的戒律。

　　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杀了两个人，管用二十年”的现象难以复制。将贪官绳之以法的震慑不是在个案意义上，而是通过无数个案塑造制度的执行力与法治的权威，让人们看到腐败的“穷途末路”。而在常态政治中，司法程序具有控权的制度性功能，能把权力“逼进”制度的笼子里，随时矫正溢出法律之外的权力失范和滥用现象，让权力严格运行在宪法和法律的轨道上。正是基于此，我们不仅关注官员被党内立案审查的消息，更应关注其受刑事追究的过程。因为绵密的刑事司法，能以倒查的方式织密权力滥用的预防网，让人真正“不敢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