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日京津冀雾霾严重，诸如“早晨一拉窗帘，还以为自己的眼睛瞎了”等在年初雾霾严重时流传的有关空气质量的段子又盛行于网络。今天（10月10日）有媒体报道昨日雾霾严重程度至：站在天安门广场，“国庆主花坛在雾霾中难见真容”。报道称，“下午14时，北京市气象局升级发布‘霾橙色预警’。此前一天，北京已经启动了下半年首个黄色‘空气重污染预警’，预计全市9日至11日将持续‘5级重度污染’”。不仅如此，还有新闻报道说，华北雾霾已经自行“出口”，以致邻国政府不得不提醒与中国接壤地区的民众减少外出，做好防护……

　　不知道这种存在严重雾霾的日子还要伴随人们多少年。但是，如果把雾霾视为一种“增长病”，那么，“病来如山倒，病走如抽丝”的说法也同样适用于雾霾的消除上。以世界最发达国家美国的现代化历程看，其意识到必须治理随经济增长而来的污染是在上世纪50、60年代，至70年代环保法律基本完备并严格执行，直至今天，凭眼可见的事实是，在昔日工业发达的东北、中部地区，一些曾被污染、但已经禁止任何工业污染物排放五六十年后的河水也仍然没有还清……

　　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英国，其经济发展尚无前车之鉴，致其在工业化百多年后才开始意识到污染问题的严重性。相较英国后发的西方发达国家，其发展历程虽短于英国，但却在英国意识到这一问题后，不惜牺牲后来居上的发展势头，与英国同时改弦易辙，把环境作为经济增长的底线，由此在相当程度上避免了类似“伦敦雾”那样严重的污染问题。

　　没有把环境的容纳能力作为经济增长底线的思维及其操作限制，对经济增长的疯狂追求就无异饮鸩止渴。在中国，像最近几日这样已经影响到人们正常呼吸的严重雾霾，实则是对“中国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几百年发展历程”的某种对冲。没有底线的经济快速增长，就是把治理环境污染问题，迅速演变成如媒体所称“呼吸保卫战”。

　　据媒体报道，面对严重雾霾，“多位环保局长都曾对记者‘大倒苦水’，他们认为在当前环保机制下难以根治雾霾，因为造成雾霾的污染源‘环保局长’根本管不了”，“东部沿海某省一位环保局长说，只要市（县）主要领导‘不点头’，像‘三高’企业这样的污染源，环保局管不了、治不了、关不了”，“因为这些企业能缴纳高额税收，这才是地方政府的‘命根子’，环保这样的‘次要’工作要为增税这样的‘主要’工作‘让路’”，“并且，只要这些‘三高’企业合法‘落了地’，按照当前法律法规，环保部门没有权力关停它们，只能以公函的形式请求当地政府配合”。

　　由此可见，中国的雾霾，是地地道道的经济“增长病”。当然，这种“病”，也不仅仅是经济增长的病症。因为看似“平等待人”的雾霾，其实既是增长不平衡的产物，同时也是化解“刹车”、以及在“平等”的表象下进一步固化不平衡增长的蛮力。显然，如此没有环境底线的经济增长所产生的“政绩”及其实际利益，都使少数人受益，并使这些人产生无法遏止的增长冲动和动力。

　　因此，转换经济增长方式，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还是一个政治问题。如果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不变、决策方式不变、受益格局不变，那么，其结果就不仅是雾霾困扰人们的日子会更长，而且其严重程度也会更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