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携款离去”折射慈善监督焦虑

　　穿裙子戴假发男扮女装，在成都街头摆摊卖卫生巾，为患白血病的2岁半女儿筹集医药费，王海林的故事感动了很多人。他称，10日短短一天，全国各地的好心人向他的银行卡里汇了41万元。然而，当女儿还在医院治疗的时候，王海林却突然带着巨额善款去了济南。他和他的家人，出于某种顾虑和安全考虑，也不愿向媒体和好心人透露后续收到的捐款数额。（10月12日《成都商报》）

　　从引起关注至今不过三四天的时间，却让网友经历了感动、捐赠到质疑的内心冲击。尤其是，当女儿还在医院治疗的时候，王海林却突然带着巨额的善款去了济南，不免让人隐隐担心。其实，事实或许远不像标题式的一句话那么严重。报道显示，王海林与妻子曾在济南一家加油站打工，孩子白血病就诊及骨髓配型申请也都在济南，王海林去济南给工作善后，为孩子转诊办理手续、拿资料，也都是合情合理的。

　　只是，这过程中王海林因为某种原因一度“失联”在公众的视线之中。如果因为这点便度人以恶，显然有违必要的理性。不否认，王海林作为受赠者基于道义，有必要保持自身行为的透明度，以满足接受社会监督的公益伦理。然而，如果所有的事情都必须给公众一个交待，无疑也会使得公益变成一种施舍，使得受赠者披上道德的枷锁，有违慈善公益的本义。

　　王海林携善款一夜消失，在信息传递快于真相的传媒语境下，放大了慈善捐赠资金安全的隐忧，折射出社会对公益慈善受助透明与监督的焦虑。谁来监督以及依据何种法规来监督和促进善款透明，始终是一个关键问题。在媒体充当唯一监督者的语境下，应对法律无约束与道义有要求的选择中，很容易加剧社会质疑。这对社会公益慈善是极为不利的。

　　对于直接受助的赠与，理应与自身财产有所区别，受助者应当将自身部分权利让渡给社会公益，满足公益透明的伦理诉求，并对使用作出合理的约束。对此，应当加快慈善立法，以确切的规则固定下来，并纳入到常态的监督渠道中来，而不是总靠道义来兜底和媒体关注来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