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叫王海林的男子男扮女装在成都街头摆摊卖卫生巾，为患白血病的两岁半女儿筹集医药费，故事经媒体报道后感动了很多人。仅10月10日一天，就收到捐款41万元。随后，媒体又报道说“王海林突然带着巨额善款离开”。最新的消息是王海林主动联系上媒体，说之前手机没电了，决不会放弃对孩子的治疗。

　　正常的逻辑判断是，每一个父亲都不会轻易抛弃自己的女儿。社会各界源源不断地给王海林汇去善款，正是基于这一基本判断。这是一种信任，对父爱的信任、对人之常情的信任、对世道人心的信任。可以说，这种信任是慈善的前提，也是经济社会运行的基础。没有这种起码的信任，时时处处猜忌设防，整个社会就可能无法正常运转，至少运行效率会变得很迟缓。

　　令人担忧的是，时下少数人的失信透支了社会的信任，现代传播媒介的急功近利也折损了这种信任。就王海林的遭遇而言，说他“携款离开”显然没有事实根据。王海林从成都去济南办事，并不能说明他要跑路，手机没电一时失联也并不能证明什么。他去哪儿了、干什么了，这是他的自由。如果他愿意讲，可以等他回来后再细问。在没有任何根据的情况下，急着推出报道，说他“携款离开”了、失联了、记者找不到他了，传递出的信号显然是负面的。网上很多人藉此对王海林进行谩骂，对王家人来说，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伤害。

　　善款的接受者，道义上往往是负债的。尽管委屈、无奈、愤慨，却不能理直气壮地辩驳与抗议，只能隐忍或者小心翼翼地解释，这不是慈善运作的应有状态。慈善的本质是一种社会互助，互助既是善行也是责任。接收了社会的捐助，并不意味着就低人一等，更不意味着必须承担额外的精神负担、舆论压力。对于善款的使用，接受捐赠的一方从道义上讲应该尽可能公开使用情况，接受社会监督。但从法律上讲，捐助是自愿的，除非事先有约定，否则善款应该由受助者酌情支配，不必时时事事向媒体和社会公开。从隐私保护和人情世故的层面来说更是如此。善款刚刚到手，手术还没开始，媒体和公众需要跟得这么紧吗？

　　跟得太紧、参与和过问太多、过于急切地传递信息，就可能出现理解上的偏差，给受助者带去伤害，造成慈善的窒息。倘若确实对善款的使用不放心，可以以捐助者或媒体的名义提议把钱捐到儿童基金会等慈善机构去，让第三方来监督善款的使用。如果钱是直接捐给受助者本人或家人的。就要有耐心些，相信别人才捐款，捐了款就要相信别人会善用。媒体也好、公众也好，监督和质问也要有一定的时间间隔，不能时时刻刻、事无巨细都要过问，都要求别人报告。这样的强势态度，不符合慈善的本意。

　　给慈善一点空间，不要让它喘不过气来。这或许是王海林的遭遇给我们提的一个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