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中国扶贫之道:模式创新缔造“减贫奇迹”

　　新华网北京10月16日电（记者 刘欢 陈毓珊 沈洋）“小时候都是我羡慕别人家的孩子，现在身边的小伙伴们都羡慕我，这就是我经历职业教育熏陶后的最大改变。”今年24岁的福建姑娘黄起展年纪轻轻便创业有成，小小的身板散发出巨大的能量。

　　黄起展生于福建宁德地区一个贫困家庭，从小父母在外打工，自己跟随爷爷在庙里生活。2006至2010年，经朋友介绍，她来到南昌女子职业学校学习茶艺，通过国家扶持和企业预付实习工资抵扣，完成了中专与大专学业。

　　今年1月，黄起展带着自己在学校实习时“招入麾下”的徒弟一起创业，当上了茶馆的老板娘，月收入达到5000元以上。“我很感谢自己的学校，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成为我的明灯，让我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实现了脱贫”。

　　1992年创办的南昌女子职业学校，是一所专为贫困地区贫困家庭当中的弱势群体——贫困女生设立的学校，也是江西省第一所民办学校及中国第一所女子职业学校。“女子扶贫”是南昌女职工作的重中之重，贯穿学校教育扶贫的全过程。

　　教育扶贫只是众多中国式扶贫之道的其中一种。易地扶贫、生态扶贫、金融扶贫和教育扶贫等多措并举，中国缔造了世人瞩目的“减贫奇迹”。从1978年到2010年，参考国际扶贫标准，共减少了6．6亿贫困人口，全球贫困人口数量减少的成就93．3％来自中国。

　　从1986年的人均年收入206元，提高到2010年的1274元，再到2011年底的2300元，中国扶贫标准实现“三级跳”，更多困难民众纳入扶贫范围。在新扶贫标准下，从2011年到2013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又减少了3989万。

　　无论是何种扶贫手段，中国政府都在其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府主导、社会帮扶与农民主体作用相结合，普惠性政策与特惠性政策相配套，扶贫开发与社会保障相衔接，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正越走越宽。

　　《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1994年公布实施。这项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明确目标、明确对象、明确措施和明确期限的扶贫开发行动纲领，提出集中人力、物力、财力，用7年左右时间，到2000年底基本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

　　世纪之交，中国向世界庄严宣布：扶贫攻坚目标基本实现，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

　　站在新世纪的门槛上，中国又公布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在这个10年中，中国相继取消牧业税、农业税，推行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实行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农村义务教育实行“两免一补”，逐步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2011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正式公布。纲要提出，提高扶贫标准，加大投入力度，把连片特困地区作为主战场，把稳定解决扶贫对象温饱、尽快实现脱贫致富作为首要任务。

　　外界评论说，中国政府对于扶贫事业进程体现出超乎想象的管理和驾驭能力，其先进之处不仅在于对扶贫事业的时机和进程的把握上，还在于一直紧密联系实际情况的变化而不停地作出修改和更新。

　　中国不少贫困地区属于限制开发区、重点生态功能区，民众居住分散，通水通路成本很高，如果不搬迁，脱贫就很难实现。针对这一情况，中国采取易地扶贫和生态扶贫等创新手段，让民众告别穷乡僻壤。

　　易地扶贫搬迁并不是空间上的位移这么简单。刚从深山区搬到县城居住的江西修水县村民徐国强说：“县里针对移民户进行了三期培训，分别是家政服务、服装鞋帽和蔬菜种植技术培训。解决了移民搬迁后的生计大事，让我们在新的环境下无后顾之忧。”

　　贫困区农民居住分散、资金匮乏，不少农民并不缺乏脱贫致富的点子和能力，但缺乏金融支持。为此，重庆提出的一项对策：创新财政扶贫资金使用方式，鼓励贫困农民组建扶贫资金互助社。在这一“草根金融”机构支持下，重庆每年有2亿多元互助资金在贫困村内滚动，满足贫困农民小额个性化金融需求。

　　对口帮扶是中国实施先富帮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这种由政府主导、东西协作的对口帮扶模式，让更多的贫困地区民众得到了实惠。

　　近年来，发达地区省市对口帮扶贫困地区的力度逐步加大。以贵州省为例，为实现贵州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2013年，国家明确安排在大连、宁波、青岛、深圳对口帮扶贵州的基础上，新增上海、苏州、杭州、广州4个东部城市对口帮扶，实现了东部发达城市对贵州省除贵阳之外所有市州的“一对一”帮扶。

　　据了解，2013年，对口帮扶城市共向贵州投入各类帮扶资金3．35亿元，物资折款1800万元，直接受益农户达到3．5万户；与贵州达成经济合作协议项目175个，投资额超过1600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