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控会议费支出是反腐重要议题，地方政府在会议费管理办法中大多做出了“限星”规定，《中央和国家机关会议费管理办法》更是明确规定，“二、三、四类会议应当在四星级以下（含四星）定点饭店召开”。由此产生的一个怪现象是，在全国多地，部分五星级酒店放弃星级资质的复审，从“五星”变“无星”。今年以来我国“弃星”的10家五星级酒店中，至少半数为当地政府的定点招待酒店。（10月16日《新京报》）

　　公务会议经费收紧，一些酒店竟不惜主动“弃星”。这样的前因后果，不免令人唏嘘。经由此事，公众更加意识到，三公消费与酒店业捆绑之深，以及酒店行业自身的泡沫之甚。随着各地“限星”政策落地，五星级酒店顾客群体的大头面临流失。就此而言，其主动放弃星级，实是迎合政策、保住客源的无奈之举。

　　不过，值得关注的细节是，即便是弃星酒店，也仍旧维持高价不变。这或许说明，政府系统的戒奢倡俭浪潮，并未能充分抑制需求，从而降低市场价格。更多的时候，那些条条框框的“规定”，被公职人员的投机取巧以及市场层面的技术化变通加以消解。比如，通过变五星为无星，供需双方便巧妙绕过了相关管理办法中的“限星”条款。这之后，一切依然如故。

　　公务消费的俭朴化、规范化，终究要以健全的财务体系兜底，这有赖于一整套完善的预决算制度、报账制度以及会计制度等。那种变五星为无星，然后“定点接待”依旧的做法，无疑印证了现有的财务约束框架弹性太大，乃至仍给了适用对象极大的回旋空间。在此语境下，任何自上而下的整风行动，都可能被抽离实质意义。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换汤不换药，即是典型。

　　当然，剖析高端酒店的弃星现象，令人忧虑之处绝不止于此。更关键的问题在于，过去一贯旺盛的三公消费，塑造了一种专供式、定制型且充斥泡沫的市场状态。时至今日，其必将反过来阻碍三公消费从高端市场的“离场而去”。须知，不少地方的五星酒店，并非是发端于正常市场、基于民间需求的产物。其自诞生之初，就有着讨好官方偏好的色彩。这种寄生性的生意形态，存在高度依赖性，且抗风险能力孱弱。

　　公务消费退潮，那些附着其上的商业业态，又该何去何从？五星酒店变无星酒店案例表明，那些感到威胁的营商者，有的并无意调整思路、重新定位，而更倾向于随机应变，来继续维系那种寄生关系。就此而言，如何倒逼它们放弃幻想、寻求出路，继而切断那种官商之间的供求同盟，亦是职能部门必须正视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