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用户不胜其烦的广告信息有望得到根除。4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发布消息称，工信部已起草了《通信短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其中明确规定未经用户许可，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向其发送商业短信息，这一规定也将成为治理垃圾短信现象的政策依据。（11月5日《京华时报》）

　　治理垃圾短信离不开立法，但立法所具有的可操作性和赋予消费者足够的维权途径，才是决定最终实效的关键，否则相关的条款徒具观感价值。

　　按照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的相关规定，明确未经用户许可，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向其发送商短信息。条款的设计，将用户“许可”视为了判定标准，这意味着任何商业广告对个人信息发送前的征询信息具有合法性，不知道这种信息算不算“垃圾信息”？按照大部分人对“垃圾短信”的困扰感受来看，扰烦并不是内容本身，而是不必要通信量带来的影响。更何况，征询信息也能承担植入广告的功能，成为准商业信息新的载体，许可设计本身也有技术漏洞。

　　更关键的是，管理规定属于行政规章，治理和规范商业短信息作用力还是来源于行政执法。从行政执法的实务来看，类似的法规很难调动了公众维权的积极性，电子信息终端用户如果不能从维权中切实受益，实在是犯不着为了几条扰人的短信来较真。民不举官不究，执法便形同摆设。

　　更何况，执法本身也有瓜田李下的嫌疑。商业短信息是建立在对终端用户海量群发的基础上，并且一直都是电信值业务而存在，也就是说短信群发业务电信与广告群发商才是受益者。办法规定电信业务管理部门是执法主体，不得不说他们集“运动员”和“裁判员”于一身，严格执法与自损利益，如何取舍不难判断。事实上，近些年整治垃圾短信都陷入了雷声大、雨点小的怪圈，即因如此。

　　群发商业短信息之所以不被社会认可，根本原因是其对个人私权的侵害，本身形式所具有的强制性。这些决定了，首先商业广告介入手机用户或者私媒体的合法性需要界定，是否合法、界线在哪里？其次，找准商业广告的商家、广告运营商以及电信运营平台的守法边界与责任禁区。只有在这两点上形成了共识，才具立法可行的基础，才能有效建立公共监管的法律机制以及消费维权的利益制约机制。

　　相反，一味在短信发送的环节上打补丁，在监管的砝码上作修补，把规范商业信息发送作为信息群发运营者的规则，改变了既定的监管与维权格局，立法树起来的不过是法规“稻草人”，中看不中用不说，也造成了立法资源的浪费。（木须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