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不得不放弃的职业与理想———两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求职经历

　　对陈诚和王梓的采访都是通过电话进行的。他们一个在南京生活，一个在广州工作。接通电话的那一刻，我听到的声音和身边的每一个年轻人并没有什么不同，甚至感觉更有朝气，也更加谦和有礼。通过了解，我知道他们都是30岁上下的年纪，正是一生中实现自我价值的最好年华。然而，因为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社会的歧视和一些现行法规却无情地剥夺了他们平等就业的机会，让他们失去了自立自强、回归社会生活、为社会建设作出贡献的人生出路。

　　陈诚：三条被切断的就业路

　　再次谈起那段曾经令人痛不欲生的经历，陈诚说现在的自己已经能平静面对，甚至还有能力去思考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和应对方法。但是在2008年10月底的那天，当得知自己极有可能已经感染了艾滋病时，陈诚说，当时自己觉得：“生活的重心和信心全部都坍塌了。就像一个很少失败的拳击手，在一场最重要的比赛中，突然被自己的对手打得飞出了体育馆。”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此之前，陈诚的一切都一帆风顺。

　　陈诚出生于江苏的一个小城。和所有的孩子一样，他的生活重心就是学习。因为成绩好，他一直读到了研究生，学校是一所985工程院校，专业是政治学。“我这个专业就业面比较窄，毕业之后要么考公务员，要么当老师，要么出国深造再回来当老师。”陈诚说，虽然可选择的余地不多，但是他并不发愁，因为公务员和老师都是他喜欢的职业。

　　毕业前夕，陈诚投了两份简历，一份是一个高校的辅导员；另一份则是一个中学的政治教师。陈诚说，即使过了这么多年，他依然对那次中学政治教师的面试记忆犹新。

　　那是一所浙江省的重点中学，来应聘的清一色都是研究生，这让陈诚不禁感慨如今就业竞争之激烈。“学校发招聘启事的时候，没提出任何的要求，也没说要讲什么内容。面试的前一个晚上才告诉我们，是节选高中政治课的一个章节，主要讲政治经济学常识。”陈诚说，和所有应聘者一样，他备课、准备电教课件，整整忙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的发挥让陈诚觉得很满意。“我认为那天的试讲很成功，一来自己不怯场，讲课可以收放自如；二来不照本宣科，不拘泥于教材；三来有一定的亲和力，就是所谓的气场吧，一下子就把老师和学生的注意力拉到了我的课堂上来。当下课铃声响起来的时候，学生和老师持久而响亮的掌声，甚至吸引了其他班级的学生和老师。”陈诚说，那一刻，他觉得讲台就是他的舞台，是他人生的一个小小高潮。直到今天，他都不曾忘记那些让他感动的老师、同学们。“虽然今生也许只有那一课的交汇，但他们眼中的光芒和支持，成了让我不会、不能、也不愿忘记的温暖。”

　　因为这次成功的试讲，陈诚很快等来了学校的电话，并被告知学校对他非常欣赏，只要把就业协议寄过去就行。与此同时，出国留学和报考中央机关公务员的事也落实得差不多了。“就在我觉得自己面前打开了一扇充满明媚阳光的大门的时候，生活却扇了我一个响亮的耳光。”陈诚说，在此后一次高危的男男性行为后，他发现自己感染了艾滋病。

　　“感染之后，我就知道自己不可能考公务员和出国了。”陈诚了解到，按照《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的第十八条：淋病、梅毒、软下疳、性病性淋巴肉芽肿、尖锐湿疣、生殖器疱疹，艾滋病，不合格。而在当时，陈诚想留学的美国仍实行着禁止外国艾滋病感染者进入美国国境的法律。

　　“当时唯一的希望就是那所同意录取我的中学了，而且学校多次打电话来问我为什么还不寄就业协议。你知道我当时多矛盾么？”一方面不想自己喜爱的工作就这么白白丢掉，一方面又怕体检会暴露自己感染者的身份，无奈之下，面对学校打来的电话，陈诚只能一拖再拖。“到后来实在拖不下去了，我就问给我打电话的校长：学校入职体检的标准是什么啊？校长在电话那头完全愣住了，我觉得他可能完全没有想到我会提出这个问题。在一阵很尴尬的沉默之后，校长含糊其辞地说：我们事业单位也是按照公务员标准体检的。结果就匆匆把电话挂了。”

　　陈诚说，从那之后，他就知道，自己之前想好的三条就业之路全都行不通了。“这对一个读了很多年书，满怀着工作热情和青春朝气的年轻人来说，打击是很大的。”不仅如此，因此带来的连锁效应还远远没有结束。因为找不到自己理想的工作，陈诚开始投身于和艾滋病感染者相关的公益组织。但是这些公益组织没有公章，也没有办法在毕业协议上签订劳动合同，而没有劳动合同，就意味着档案和材料就全部滞留学校。“因此在此后的几年里，我因没办法把材料迁出学校，就没有办法办理护照，我失去了一些出境学习交流的机会。这些都是难能可贵，是好不容易才争取到的，白白失去了，很可惜。”

　　王梓：不能跨越只能回避的就业选择

　　和陈诚临到毕业才发现自己的就业之路如此坎坷不同，在广州一所高校读书的王梓在得知自己感染了艾滋病后，很早就开始留意将来的工作问题。

　　“我是2010年被确诊感染艾滋病的，那时候我读研究生二年级。当时除了心理上的恐惧，我最迷茫的就是不知道将来的路该怎么走，还有谁能够帮我。”王梓说，在得知自己感染的最初那段时间，他能做的，就是疯狂地上网查询各种关于艾滋病感染者的信息和资料，希望能从那些和自己有着同样经历的人那里得到宽慰和帮助。

　　后来，王梓在网络上找到了一些艾滋病感染者成立的互助组织，也在和他们的交流中渐渐了解到这个群体在生活中所遇到的困难。“当时大家讨论最多的，就是就业和就医的问题。因为当时我也面临还有一年就要找工作的问题，所以就特别留意了一下。”王梓说，互助组织里的很多人都提到公务员、事业单位、教师等职业都要检查艾滋病，所以在考虑将来的择业方向时，自己都刻意地回避了这些选项。“我本科学的是中文，研究生读的是文艺学。本来当老师或者考公务员都是不错的选择，现在因为是艾滋病感染者，所以平白少了很多就业机会。”

　　王梓说，虽然他也知道很多单位的体检标准和规定是和《艾滋病防治条例》相矛盾的，但是他并没有勇气去走什么法律维权程序。“到时候人家都知道我是艾滋病感染者，我走不进单位的大门不说，可能到别的地方也找不到工作了。所以，对于艾滋病感染者，我们需要的不是物质上的怜悯，而是平等和尊严。”

　　因为能够让艾滋病感染者选择的职业少之又少，毕业后的王梓先是找到一家私立培训机构做了两年培训教师。“其实我内心还是想当老师的，但是又不能选择正规学校，所以只能到培训机构当老师。”不过，由于培训机构是按课时付费的，而且又没有什么上升空间，因此在王梓看来，这仍不是一份能让他满意的工作。今年年初，他辞去了这份工作，转去给一家私营企业做策划。

　　“虽然我并没有过因为是艾滋病感染者而被工作单位拒绝的经历，但这并不意味着艾滋病感染者的就业歧视就消失了，只是我们在伤害开始之前就将它规避了而已。”王梓说，自己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有一天针对艾滋病感染者的就业歧视条款都能废除。“到那时，我一定要圆我的教师梦。”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