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仲兴在南京郊区农村寻访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丛葬地（11月28日摄）。 2004年“犹太大屠杀遇难者姓名中央数据库”建成，人们可借此查询到300万左右死于纳粹屠杀的遇难者姓名和其出生地、职业、配偶、遇难地点，甚至遇难者的经历。每次提到这段故事，费仲兴心中特别有感触。南京的30万遇难同胞，究竟到何时才能还原出他们的人生？ 2004年，费仲兴退休后，从南京师范大学申请了专项基金资助，开始了他为期3年，对汤山地区3个镇、90多个自然村的走访。在3年多的调查时间里，费仲兴通过走访350名当地老人，记录下了大量的一手资料，在南京师范大学、南京理工大学师生以及部分媒体人的帮助下，费仲兴等人一共整理出了834个死难者姓名。2008年，他写作的《城东生死劫》出版，幸存者的口述和834人名单就附在书中。新华社记者 李响 摄

　　新华网南京１２月４日电（记者蒋芳、蔡玉高）２００４年“犹太大屠杀遇难者姓名中央数据库”建成，人们可借此查询到３００万左右死于纳粹屠杀的遇难者姓名和其出生地、职业、配偶、遇难地点，甚至遇难者的经历。

　　每次提到这段故事，费仲兴心中特别有感触。南京的３０万遇难同胞，究竟到何时才能还原出他们的人生？

　　退休前，费仲兴是南京炮兵学院的数学老师。学院前身是“汤山炮校”。炮校的历史被他“打捞”出来后，日军在占领汤山期间的杀戮罪行则日渐清晰。

　　费仲兴说，日军第１６师团从句容向南京进攻，一路上烧杀奸淫、无恶不作，丝毫不亚于他们日后在城内的所作所为。南京城陷后，他们在包括汤山在内的城郊农村地区疯狂屠杀，其延续时间比城内长得多。这些暴行也是南京大屠杀的一部分。

　　２００４年，费仲兴退休后，从南京师范大学申请了专项基金资助，开始了他为期３年，对汤山地区３个镇、９０多个自然村的走访。

　　费仲兴回忆说，走访的老人当年多半是十来岁的孩子，他们都经历过１９３７年冬到１９３８年春的“跑反”（逃难），有的还目击过日军烧杀抢掠的血腥场面。如今他们年事已高，断断续续地讲述自己、亲人、族人、熟人的遭遇，解开了汤山历史上最黑暗、最恐怖的一页。

　　费仲兴在南京郊区农村寻访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丛葬地（11月28日摄）。 2004年“犹太大屠杀遇难者姓名中央数据库”建成，人们可借此查询到300万左右死于纳粹屠杀的遇难者姓名和其出生地、职业、配偶、遇难地点，甚至遇难者的经历。每次提到这段故事，费仲兴心中特别有感触。南京的30万遇难同胞，究竟到何时才能还原出他们的人生？ 2004年，费仲兴退休后，从南京师范大学申请了专项基金资助，开始了他为期3年，对汤山地区3个镇、90多个自然村的走访。在3年多的调查时间里，费仲兴通过走访350名当地老人，记录下了大量的一手资料，在南京师范大学、南京理工大学师生以及部分媒体人的帮助下，费仲兴等人一共整理出了834个死难者姓名。2008年，他写作的《城东生死劫》出版，幸存者的口述和834人名单就附在书中。新华社记者 李响 摄

　　走访时，老人们往往会问：“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呢？”费仲兴说：“你们吃过的苦要记下来，给学生看。”

　　虽然田野调查过程十分辛苦，但在３年多的调查时间里，费仲兴通过走访３５０名当地老人，记录下了大量的一手资料，在南京师范大学、南京理工大学师生以及部分媒体人的帮助下，费仲兴等人一共整理出了８３４个死难者姓名。２００８年，他写作的《城东生死劫》出版，幸存者的口述和８３４人名单就附在书中。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表示，遇难者名单搜集是南京大屠杀历史研究的重要课题。由于年代久远、战乱等多重原因，这项工作较为困难。目前陆续搜集到的１万多个遇难者姓名，主要来自战后初期南京市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的调查，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各时期的幸存者口述证言、出版的各种史料等。

　　如今，仍有很多像费仲兴一样的人，通过继续研究档案、开展实地调查，寻找并试图还原遇难者的姓名和人生经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也一直在通过遗属登记等多个渠道征集线索。

　　“二战结束后，犹太人马上开始对遇难者资料进行调查，我们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直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才全面展开。动手太晚了。”费仲兴说。这几乎是所有参与调查者的共同遗憾，然而，在这份遗憾的激励下，这份来之不易的名单仍在艰难地延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