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培炎想弄清楚一件事。作为前国务院副总理、现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盖一个科研楼前后为何要盖200多个章。感到奇怪的还有从国家发改委退休的副主任张晓强。因为从县级发改局到国家发改委也只有4级审批部门，按每级审批各4个环节，也就16个章，为什么需要200个章呢？（12月23日《21世纪经济报道》）

　　前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为跑一个科研楼项目，前后需盖200多个章，等于经历了一次行政审批的“长征”。这似乎在告诫社会：在“审批难”面前“人人平等”，令人五味杂陈。然而，按照发改委退休副主任张晓强的说法，即便是从县级开始逐级审批，也只有4级审批部门，仅需盖16个章。可见，这个科研楼项目，出现了行政部门层层“设卡”、个个“伸手的“盛况”。

　　2014年11月24日，《国务院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发布，取消和下放58项行政审批项目。自去年5月至今，国务院已先后7次取消和下放了600多项行政审批等事项。从国家层面来看，政府自身改革、简政放权的决心和力度都是空前的。然而，从“盖科研楼需盖200多个章”事件中可以看出，简政放权在一些地方未能真正得到落实，存在审批事项该取消未取消、该下放未下放，或明减暗增的问题。

　　简政放权推进到目前，已经进入了深水区，到了啃硬骨头的阶段，阻力更大，“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花样可能会更多。对于一些政府部门来说，简政放权是一个“痛苦”的过程，行政审批事项取消了，权力也削弱了，服务反而增加了，而很多附带的部门利益也被“减掉”了。问题是，一些过去在“审批经济”中坐享其成的权力部门，可不愿意当一个只服务、不得利的“苦主”。

　　可见，破解“审批难”，需要权力部门拿出“壮士断腕”的勇气，真正简政放权“简”到实处、“放”出实效，而不是犹豫不决、患得患失，甚至采取变通方式，进行软抵抗。事实上，简政放权的步子还可以更大一些。比如，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应该取消审批；社会组织能参与承担的，应该转移给社会组织；面向基层且由地方管理更方便有效的经济社会事项，下放市县管理。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给市场松绑，给科技增氧，给企业减负，给民众让利，不断提高社会经济生活发展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