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一度的两院院士增选工作在1月1日启动，这是自2014年6月两院院士大会修订章程之后的首次院士增选。两院为规范院士增选工作，均在去年12月底公布了新的院士增选实施办法或细则，而新的办法或细则则提出多个遵循去年修改后的章程精神的新规。中国工程院内部人士透露，年轻化、取消部门遴选、处级以上干部不得成为候选人等规定是此次增选的变化亮点。（1月7日《中国青年报》）

　　院士遴选，历来是非议与质疑加身。一则，院士成“院仕”折射不公。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2011年中科院的院士增选候选人名单，145名候选人中，厅局级以上官员达51人，这被斥为“一场高官的盛宴”，而类似景象，几乎是“年年有今日”。二则，学术不端丑闻频出，玷污了学术的纯洁性。前铁道部红人张曙光落马之后，自述为当院士索贿2300万用于参评院士，引发舆论一片哗然，虽然此事最后不了了之，亦让人怀疑院士的学术权威性。

　　如今，新一轮的院士增选工作启动，其中亮点频频，如候选人年龄上限下调5岁；增加院士终选，全院投票选举；首次明确贿选行为，院士收礼金或撤销等，但最大的看点，无疑是“处级以上官员无资格候选”。这般新规，意图明显，就是院士制度去行政化的开端。这般“一刀切”的做法，其最大的价值在于其传递了这样的一重意味：让学术的归学术，让行政的归行政。想当官，就别想当院士；想搞学术，就莫要当官，鱼和熊掌是不可兼得的。

　　进步之处令人欣慰，不过此次新规，依然有一些局限之处。一则，两院均要求“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原则上不作为院士候选人”，一个“原则上”，的确留下空子可钻，而这个原则上能执行到什么程度，也关乎院士制度的去行政化程度；二则，此次规定“领导干部原则上不参选”，未来会不会出现这样的一种局面：一些官员先运用权力“通关”，然后再脱下“官袍”虚晃一枪挤进院士之列？可以说，无论是怎样钻制度的空子，都会消解制度的善意。

　　不过，这背后的真相仍然值得拷问，为何院士头衔让这么多人趋之若鹜？仅仅是因为这是一个至高无上的荣誉头衔么？显然不是。众所周知，我国的中科院、工程院，与其说是“学术机构”，不如说是“部级单位”；院士评审，与其说是“学术评价”，不如说是“行政评价”；院士头衔，与其说是学术头衔，不如说是利益头衔——享受副部级福利待遇、公车待遇、政府津贴、申请项目处于优势地位等等。有如此利好，社会上的院士崇拜症岂会降温？88岁的历史学家章开沅三年四度请辞“院士待遇”才见成功，可见这背后的利益博弈有多大。

　　因而，院士增选开启去行政化的步伐后，还应开启去利益化的节奏。在这方面，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如美国科学院、美国工程院的院士就只是一个学术头衔，并不享受特殊待遇，这就避免了不少利益纷争；再如一些国家不仅院士不是“特殊身份”，诺奖获得者也没有特权，而在具体的评选过程中，更是“匿名推荐，秘密评审”，很多人并不知道自己是候选人，自然也就无法公关。可以说，这些经验，都是可资借鉴的。唯有如此，院士制度才能回归学术本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