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9日上午，河北冀州市某楼盘发生跳楼事件。14岁的初二女生袁梦，为了替父亲讨要工钱，纵身从17楼跳下，不治身亡。近日，袁梦遗体火化。“当地政府觉得她为农民工伸张正义付出了生命，把她的骨灰安放在烈士陵园。”痛失爱女的父亲张浩如是说。（1月22日《郑州晚报》）

　　年终岁末，农民工讨薪的艰辛和悲情，一次又一次地击中我们的泪点与痛点。一个尚未成年的女孩，替父讨薪却不幸让生命之花陨落。在制度化、规则化的维权渠道不够畅通的背景下，农民工自我矮化、自我消耗、表演性博弈等“弱者的武器”难免会有失效甚至失败的可能。袁梦的命运，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农民工脆弱生存生态的一个缩影。

　　袁梦稚嫩的肩膀上，过早过多地承受了农民工讨薪之重，以至于她不堪重负。在坚硬现实的挤压下，袁梦以生命之名，再一次警示和提醒我们：如果不能将制度护佑和人文关怀结合起来，如果不能打破多头管理下的条块分割，如果不能实现发展理念的转变和价值排序的更新，农民工讨薪就会陷入“治标不治本”的怪圈。

　　在眼球效应时代，袁梦的个体遭遇公开化、农民工讨薪利益诉求社会化。换言之，袁梦被符号化了，成为公众注意力的焦点。袁梦的所做所为尽管具有一定的社会效应，却和见义勇为等烈士有着本质的区别。作为利益相关者，袁梦替父讨薪尽管在道德价值上可圈可点，其初衷却不是为了守卫公共利益和社会文明。

　　给予逝去生命应有的敬畏和尊重，是一个温暖社会应有的厚度与宽度。可是，过度阐释、过度拔高甚至将不贴切的“讨薪烈士”强加在袁梦身上，却经不起推敲。“讨薪烈士”从表面上看是给予袁梦肯定和社会认同，从本质上却是一种偏差的选择性激励手段，难免会引发争议。

　　烈士的认定，既要有明晰化的标准，也要符合程序正义，“讨薪烈士”显然背离了这两个原则。袁梦和她背后的农民工群体需要的不是“烈士”的符号和标签，而是对利益诉求的尊重与回应。就此而言，“讨薪烈士” 没有回应农民工的利益关切，而是用避重就轻的方式给袁梦“戴帽子”。

　　著名社会学家孙立平认为，将应该的提升为需要褒奖的、将不应该的模糊为应该的；这样的“谬赏主义”，不仅扭曲了人们的价值观，也恶化了社会风气，也逼退了社会底线。“讨薪烈士”作为谬赏主义的产物，看上去很美好，却没有从根本上改善农民工的讨薪困境。如果不从理顺市场机制、打破“条块分割”、优化社会治理等角度下工夫，农民工讨薪难就会成为一个难解的“顽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