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２月１日新媒体专电（记者王晓磊　双瑞　李松）“当‘大户’是好，但投入大、风险也大，要求的社会化服务水平也高，希望中央一号文件的好政策早早落地。”在重庆、河南等地，农民们纷纷告诉记者。２０１５年中央一号文件，从深化农村改革，到推进农业现代化，无不牵动着农民的心。

　　规模经营有风险　希望政策多保障

　　刚拿到１万多元的农业保险赔付，但４０岁的余桂林还是很苦恼。他是河南固始县陈集乡的种粮大户，规模最大时承包土地达３０００亩。但由于管理、天气、成本等原因，几年下来反而亏了上百万元。去年秋季，他把种植面积降至５００亩，还主动交了２０００元农业保险费。然而一场病虫害袭来，有２００亩水稻减产了六成。

　　“农业保险是好，但是标准太低，起不到真正抗风险的作用。”余桂林说，“５００亩地只获赔１万元。眼看开春了，该给水稻插秧了，肥料、人工都要钱，办贷款又难，我手头紧巴巴的。”

　　在河南省信阳市淮滨县富民家庭农场，５２岁的张明勤面临相似的情况。今年他承包土地１３７６亩，交了５０００多元农业保险费，没想水稻得了矮缩病，三天死了八成以上，导致４００亩绝产、４００亩歉收。“损失６０万元，保费只赔付了５万元，开春了特别缺钱。”

　　对中央一号文件，他们非常关注。“中央鼓励适度规模经营，支持我们当大户，我们很高兴。只是，种地越多风险越大，保障能不能跟上去？”余桂林说。

　　他们还表示，现在就盼两件事：一是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贷款，“要是能尽快落实，资金压力就小多了”；二是农业保险标准能不能提高，“我们遇上灾害能保本，来年才有机会打翻身仗！”

　　致力农业现代化　还需少壮多回乡

　　“搞农业现代化，‘人’的素质很关键。有什么办法把青壮年吸引回来？有了他们，才好搞现代化！”有农户告诉记者。

　　重庆南川区河图乡长坪村，畔园猕猴桃股份合作社的理事长王伟给记者掏出两件“新鲜物”：一件是农民土地入股的股权证，而另一件却是一只血压计。

　　“农民年纪太大，我不随身带血压计不行。”王伟说，虽然合作社让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可还是留不住年轻人的心。全社流转了８００多亩土地，雇佣的农民平均年龄超过６５岁，最大的８１岁，至少七八个人患高血压。“下地前要量血压，怕他们出事。”

　　记者看到，数十个白发苍苍的老人正佝偻着背，为猕猴桃施肥除草。王伟说，能找到老年人干活都已算不错了。“社里愿出三四倍工资雇佣三四十岁的壮劳力，但没一个人愿意来。”

　　在河南，余桂林也为此担心。“雇短工一天１００元，都是５５岁以上，年纪大的７０岁，越来越干不动。”

　　“农民年纪太大，新技术、新设备推广不开……老年人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弱，学习积极性不高，已成了一大难题。”重庆开县赵家街道开竹村村委会主任张存彬说。

　　高龄农民还使一些地方传统的“精耕细作”，逐渐被“懒人农业”所取代。重庆开县临江镇种粮大户孙昌武，农忙时要雇用３０多个人。他说：“以前农民种稻，秋收后要翻耕两三次，为来年春耕保墒保水。可如今根本耗不起，劳动强度太大，上了年纪的人吃不消，这种增产措施只能放弃。”

　　“一号文件重视农业现代化，可谓抓到了牛鼻子。”孙昌武说，盼望农民老龄化问题引起更多重视。

　　“大包大揽”吃不消　社会服务盼搞好

　　发展现代农业，离不开覆盖全程的社会化服务体系。随着农地加速流转，种地大户不断涌现，但配套的农技推广、农机服务、病虫害防治、市场信息、产品营销等社会化服务发展滞后，大户不得不“自操自办”，增加了成本。

　　“中央政策越来越好，农民流转土地积极性提高了，接下来最盼望的就是把社会化服务搞好，解决我们种粮大户‘大包大揽’的问题。”重庆彭水县联合乡的大户何世素说。他平时最操心的就是社会化服务不够，甚至不得不花７０万元，买了３０多台农机种地。“提高种粮效率，关键靠机械化。但我们当地农机合作社规模太小，花钱也买不来服务，只能自己下血本。”他连呼“吃不消”。记者了解到，当地耕地面积超过７０万亩，种粮大户约１２０户，却只有１家农机专业合作社，农机具只有１５台，“１０个大户才能平分一台农机。”农机服务组织的发展，赶不上大户增长的速度。

　　重庆开县赵家街道种粮大户陈流江也有类似感受。“水稻种植对播种技术、农药施用有很高要求，但县里植保合作社人才短缺，很多人不会用农机具，药物配比也不精准。”为此，陈流江不得不自己组织２０多人的劳务队“亲力亲为”——育苗、播种、田间管理、收割、归仓……“环环不落”。

　　“中央一号文件精神，我们非常支持，尤其关注培育农业经营性服务组织的好政策。”何世素等表示，能否通过政府订购、定向委托、补助奖励等政策，满足不同农户对社会化服务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