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长征中的五个小故事

长征期间，红二、红六军团干部在贵州大定（今大方）合影。

　　美国著名作家和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完成其名著《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后，感慨地说：“1934年中国革命的长征却不是什么象征，而是考验中国红军男女战士的意志、勇气和力量的人类伟大史诗。

　　本文作者根据鲜为人知的档案和回忆录写成此文，以纪念长征———这部“人类伟大史诗”中的普通红军战士，并借此展示当年红军将士的意志、勇气和力量。

　　5位战士渡乌江

　　1935年元旦，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团长耿飚化装到乌江江边侦察，他刚刚接到强渡乌江的任务。

　　乌江素以天险著称，为遵义的天然屏障。江面宽约250米，深不可测。水流湍急，水温仅有10度，对岸敌人密布岗哨，工事坚固。这么宽的江面，如没有渡河工具，渡过几乎不可能。二师立即赶制竹筏，同时挑选出习于水性的18个战士，准备派他们游水过江，以扰乱敌人的警戒，掩护后续部队强渡。

　　第二天9时左右，18人中的8个勇士，每人各备驳壳枪一支，奋然跃入江中，带着架设悬桥的绳索，向对岸游去。江宽水急，人虽游至对岸，可绳索怎么也拉不过江。只得以竹筏强渡，竹筏至中流时被敌击沉，强渡无功而返。当夜，又组织第二次强渡，将单层竹筏改为双层竹筏。4只竹筏同时强渡，3只被江流阻回岸边。三连连长毛正华的第二筏划至江中后也没有了消息。

　　第二天，强渡继续进行，当竹筏划至中流，只见从敌人工事下的石崖里，跳出几个人来，向着敌人一阵猛烈扫射，敌人被打得晕头转向，落荒而逃，我们的竹筏这才顺利地登了岸。这些接应的人是谁呢？

　　原来，毛连长于2日晚偷渡时，率战斗员4人登第二筏，这个竹筏不知怎样竟然靠了彼岸。在他们登了岸后，等待其他竹筏靠岸，却都不见来人。这种情况下，5位战士只能围坐在一堆，在乌江边石崖下过了一夜。

　　第一批强渡的十几个战士与毛连长等会合了，在占领了敌军的岗哨阵地后，继续向敌人仰攻，接连几个手榴弹，在轻机枪掩护下，刺刀用上去了，敌人阵地被彻底夺取了，一个排死伤过半，其余的仓皇逃窜。因此，天险的乌江，就这样的被突破了。

　　6只木船过金沙

　　当红军到达金沙江畔后，根据中革军委的指示，兵分三路抢渡金沙江：一路以一军团为左纵队，以龙街渡为渡江方向；二路以三军团为右纵队，以洪门渡为渡江方向；三路以军委纵队和五军团为中央纵队，以皎平渡为渡江方向。三路人马均以最强的急行军速度，赶往各自的渡口。一军团和三军团各自赶到龙街渡和洪门渡，都因没有渡河工具，而被阻在金沙江畔。

　　这样，红军全军的目光一下都集中到皎平渡的中央纵队身上。

　　刘伯承率领中央纵队干部团三营化装成国民党军，乘守敌疏于防备的情况下，弄到了两只船，当即就把一排人送过江。过江后才知道，川军在皎平渡并没严加设防，仅有一个收税哨卡。当红军战士冲进哨卡时，从酣睡中惊醒的川军官兵还以为是神兵天降。红军战士很快就找到川军的4只船，连同原先的两只船，现在已经有了6只船。

　　不久，红军千军万马靠着这6只木船渡过天险金沙江。

　　当时是如何迅速而有序地过江的呢？陈云曾回忆说：“一切渡河部队均须听命于渡河司令部。每船有号码。船内规定所载人数及担数，并标明座位次序。不得同时几人上船，只得一路纵队上船。每船除船夫外，尚有一司令员，船中秩序必须听命于这个司令员。”红军的组织能力，除表现于组织秩序外，还与极好地组织船夫密切相关。船夫第一天只有18人，后来增加至27人。工人之所以能增加，由于红军渡河司令部除派党的干部进行宣传工作外，并优给工资。当时每天日夜工资大洋5元。工人“日夜进食六次，每次杀猪。而共党指挥渡河之人员，则每餐之蔬菜只吃青豆”。渡河以后，除工资外，各给船夫大洋30元，因此船夫对红军颇有好感，很多人因此参加了红军。

　　在休整中扩军

　　红一军团突破敌人封锁线后，来到江西宜章的白石渡，在这里休整了一天。

　　这里是当时粤汉铁路的必经之地，铁路刚刚在这里开工，聚有许多来此打工的湖南农民。他们住的是用松树搭成的窝棚，一棚要住20人上下。他们来此是因为家乡遭受天灾，原指望来此挣点工钱回去养家糊口，可工头却从来不发工资，遇有生灾害病，工人们饱受煎熬，一些体质虚弱的人，已经奄奄一息。

　　红军看到这批湖南农民，立即救济他们，给他们发放谷米和猪肉，并发放衣服物件，有工人急欲回家的，还给他们发了路费。在红军的感召下，工人们三五成群地来到部队，纷纷要求参加革命队伍。一些年纪大的工人为不能参加红军而叹息：“可惜我老了，不然，我也要参加红军，跟着你们一道走。”他们说：“我活到这样大的年纪，从没有看到这样好的队伍，从没有看到这样真正为老百姓谋利益的队伍，你们一定要成功啊！”

　　对于参加红军的新战士，红军将士都亲切和蔼地招待他们。一大群衣衫褴褛的工人，一下子就成为穿上军装的新战士了。

　　第二天，部队继续前进，队伍人数增加了数百人。

　　坐筐过绳桥会师

　　1935年6月14日，中央红军一部和红四方面军一部在达维镇会师。红三军团担负中央交予的维护交通、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任务。彭德怀亲自率领十一团来到维古村。

　　这是个依傍高山、面临大河的村庄。河上的桥已被敌人破坏，隔河而望，红四方面军的队伍正向这边走来。双方虽是面貌可辨，可使尽力气喊话，对方仍是听不清楚。急中生智，他们互掷石头，在石头上缠上字条，相约在这里架设悬桥。听说在上游的以念有一道桥，彭德怀又来到以念。这里的绳桥也受到破坏，上下两条绳，只剩一条，河的对面就是红四方面军，双方仍然沿用维古的方法，向对岸掷石头。

　　十余分钟以后，接到这样的一个字条：“我是徐向前，率领红四方面军之一部到达了”，“我们是三军团之一部，在此迎接你们。”虽然取得了联络，但双方依然不能讲话，也不能渡河，仍是隔河相望着。

　　就在为难之际，红军战士在河岸的树林中找到了。于是四方面军的一个战士坐在筐子里将筐子拴在绳子上，从河对岸慢慢地荡过来了。接下来便是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以及其他官兵一个又一个地渡过来。双方终于会师成功。

　　两天后，维古的悬桥经红军一方面军与四方面军共同努力，终于架设成功了。

　　红军女战士“接受检查”

　　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翻越岷山，到达甘肃宕昌哈达铺。

　　部队进入宿营地之后，所有小贩都向红军部队围拢过来。为避免买卖拥挤，各部红军战士都只派出采买员去购买东西，而且买卖用现大洋。群众觉得红军说话和气，买卖又公平，这样多的人马一点不嘈杂，都感到有点惊奇。

　　在这里更有意思的是几位汉族、回族农妇对于红军中做政治工作的女战士产生了兴趣，她们觉得这些女战士言语行动明明是女子，但细看她们穿着戎装、麻鞋，又缠上绑腿，配着手枪，雄赳赳地又引起她们怀疑。于是几个农妇格外亲热地拉着一个女同志向他们家里跑，因为她们对女战士是男是女还抱一点怀疑态度，所以向女战士“实行检查”。红军女战士当时被弄得莫名其妙，大家哗然一笑，然而那些“执行检查”的农妇们则更进一步“亲热”，请那些红色女战士上炕（北方睡土炕，凡有客人来了都请上炕，但女人的炕只请女客）。女同志不仅被请上炕，而且被农妇请吃了晚饭。

　　一般的战士们虽然没有农妇请吃晚饭，但各个伙食单位都买到了羊肉和白面、盐、油，与雪山草地吃野菜、青草，数月不尝盐油之味的情形比较起来，简直就像“困于囚笼之鸟儿，一旦逃脱而翱翔空中一样”。

　　红军经过短暂的休整，由此继续向陕北行进，由于宣传北上抗日的主张，由于秋毫无犯的纪律，沿途都受到群众的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