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继民生银行原行长毛晓峰被查之后，2月3日，京能集团原董事长、北京银行董事陆海军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这是今年以来第3名落马的董事级别的银行高管。

　　随着中央反腐力度加大，金融系统高管涉嫌腐败犯罪案件不断浮出水面。2014年，共有8名行长、董事级别的银行高管(不包括支行行长)落马。随着反腐向金融系统纵深推进，会有更多银行高管露出马脚。从目前银行高管涉腐犯罪看，具有三大明显特点：一是地方股份制商业银行高管涉腐较多，成为金融犯罪新动向。二是涉腐银行高管多有地方从政经历，对当前行政任命制提出了挑战。有资料表明，落马地方银行高管中，半数以上为厅级官员，其中多人有地方党政系统任职经历。2014年9月被以涉嫌受贿罪立案侦查的内蒙古自治区农村信用联合社主任、党委副书记(正厅级)武文元，就曾担任呼和浩特市委常委、副市长等职。三是涉腐案件多集中在信贷审批环节，完善信贷内控机制形势严峻。据统计，涉腐11名银行高管中八成涉及信贷领域受贿犯罪，如内蒙古银行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姚永平，除了受贿罪外还包括违法发放贷款罪。

　　对于银行高管们为何容易涉腐，权威部门和相关媒体也罗列了系列原因，概括起来有三方面：掌握巨额垄断金融资源，拥有贷款“生杀予夺”之权;权力内控监督缺位，胆大恣意妄为;经济下行条件下中小微企业资金紧张采取拉笼腐蚀等不正当手段获取信贷资源等。

　　但在笔者看来，这些原因都只是表象，没有点中要穴。其实，上述银行高管涉腐犯罪三个特点已表明，行政色彩化过浓，官办倾向突出才是导致地方银行高管涉腐犯罪的根源。一方面，银行高管选拔走的是行政任命老路。不管是我国成立的第一家民营银行——民生银行，还是地方农村商业银行及其他股份制商业银行，在董事长、行长等高管任命上，依然由上级行或由地方党委直接任命，接着到董事会履行程序，再到银监会申请资格，然后就可以上任。通过这种形式产生银行高管，带来了管理“后遗症”：一是地方银行难以摆脱地方政府干预，在贷款发放和其他经营决策上往往听命上级领导，从而使银行高管们大脑中滋生了“唯上不唯下”的管理意识。同时，也容易形成牢固的政商关系，结成地方政府与银行高管们的利益“联盟”，以至养痈遗患，使腐败行为容易滋生。

　　二是行政任命的银行高管，被深深打上了地方行政“烙印”，往往一门心思用在与上级权力部门搞好关系上，“跑官、买官”现象在银行也相当盛行。且上级权力部门被银行高管们暗地利益输送的“糖衣炮弹”击得晕头转向，对基层银行高管监督或流于形式，或疏于监管，致使银行高管权力无限膨胀，即使存在问题，基层员工向上反映也是枉然，不到问题充分暴露，监管机构无法察觉。

　　三是从地方政府直接调入官员担任地方银行高管，极不利于银行发展。先不说是否精通银行业务和经营管理，单就思维观念仍停留在行政事务管理框框里，在银行体系实施行政管理，培植亲信，排挤懂业务的管理人才，把银行演变成了十足的“官场”，使投机钻营者增加，银行上下无心经营。

　　另一方面，存贷款利率执行依然是政府政策规定的利率，为银行高管权利寻租提供了契机。银行高管之所以能在放贷审批环节大搞“特事特办”输送利益、吃贷款回扣等潜规则，其底气缘于存贷款利率僵化的行政管理模式。因为不灵活的存贷款利率管理模式造成社会资金利率“二元化”格局，使银行体系资金成本与社会融资成本差距较大，于是一些中小微企业为获取银行低成本贷款，千方百计贿赂银行高管以达到自己目的，使银行高管在信贷领域受索贿赂成为难以治愈的痼疾。

　　遏制银行高管腐败犯罪高发势头，笔者认为应从去行政化着手：一是废除地方银行高管行政任命制，将地方银行高管的选拔和任命交给内部员工，实行“民选”，并实行能上能下淘汰机制，让精通银行业务、具有管理能力的人才走向地方银行高管之位，并切实肩负对银行发展和员工切身利益负责的重任。二是及时推进存贷款利率市场化，给地方银行较大生存压力，让银行高管经营决策围绕市场转而不是围绕固有的利率政策模式转，也可堵塞贷款利差寻租空间。唯有利率市场化之后，才能使地方银行高管去改善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创新服务方式和服务产品，以便在激烈的经营竞争中赢得主动权，真正激发出商业银行市场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