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给人最直接的感受是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由过去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但在增速放缓的背后，实际上是经济结构的转换，增长动力的转换，特别是体制上的转换，这里就包括金融体制。目前，我们还处在转换的过程之中，所谓中高速增长的底部还没有探明，因此仍然感到下行的压力比较大。”3月15日，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在出席沙龙时这样表示。

　　在刘世锦看来，当前，需要对中国增长阶段转换或经济转型做认真观察和分析。“个人看法是，经济转型可分为上下半场。从2010年一季度开始，我国经济已经开始下滑，但如何认识分歧很大，上半场主要解决的是认识和适应的问题；从去年10月份以后，我国经济下行压力明显加大，可以认为进入到了转型的下半场，下半场要解决中高速增长触底的问题。这段时间，很可能是整个转型过程中最困难的时期，今明两年，我们要有过苦日子的准备，要有应对更大风险的准备。”刘世锦同时表示，所谓触底或者是转型成功，要解决三方面的问题。

　　首先，要看前些年支持我国经济高增长的终端需求能否平稳落地。“过去中国经济增长的高速度主要靠高投资支持，高投资主要包括三块，其中，基础设施占20%~25%，房地产占25%左右，制造业投资占30%以上，这三项合起来占到中国投资的80%~85%。中国高增长要触底，也就是高投资要触底。重点是争取房地产投资实现软着陆。”

　　其次，过剩产能要退出。刘世锦表示，最近有一些关于通缩的议论，仅仅从形式上看，我国CPI有的月份已经低于1%，最近略有回升。PPI已30多个月负增长，应该说有一些通缩迹象。“但我想强调的是，中国的通缩和国际上成熟经济体的通缩具有本质性区别，我们的通缩不是因为流动性少了、货币不足而出现的价格低迷，而是由过去30多年，特别是过去十几年重化工业高速增长形成大量过剩产能而引起的价格低迷，这仅靠货币政策放松解决不了，必须通过过剩产能的实质性退出，包括要挤出各种各样的泡沫，也包括要释放风险。最终，当过剩产能退出到一定程度时，价格回到正常水平，企业才能形成可持续的新盈利模式。这是一个必须要经历的过程。”

　　此外，要培育新的增长动力。“这里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要提升现有部门的要素生产率；另一方面要鼓励创新，要利用好互联网这个创新最活跃的领域。”刘世锦称。

　　而在经济转型过程中，金融应当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

　　对此，刘世锦表示，第一，从国家层面上来讲，要能够提供长期的政策性金融工具。

　　第二，要打破金融产品刚性兑付，适度“刺破”风险点，让市场参与者经受风浪洗礼而变得聪明起来。

　　第三，要鼓励金融创新、提高服务效率。“普惠金融是要让尽可能多的人分享到有效的金融服务。关键还是要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推动普惠金融，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需要对融资者进行仔细分类。现在，已经有一些互联网金融平台通过大量客户交易记录等数据，利用互联网对个人诚信足迹的记录开展金融活动，进而提高了金融服务的效率，减少了道德风险。”

　　第四，应大力发展社区银行。依靠本地化信息，减少金融活动中的不确定性。

　　第五，中国下一步要搞绿色发展，迫切需要绿色金融的扶持。“我们面临的挑战是要重新评估经济发展的目标，金融活动的收益要把绿色发展带来的好处包含进去。这个事只靠金融机构是解决不了的，需要国家推动大的体制和政策调整，对绿色金融的收益和成本进行重新界定，使绿色金融对绿色发展起到有效而可持续的支撑作用。”刘世锦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