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民营企业斗法大型跨国公司的案件不多，但每一桩都轰轰烈烈。除了娃哈哈对达能的反并购案和深圳唯冠与苹果公司的商标纷争，最近，又添了一件上海高通对美国高通的恶意侵权指控。因为聘请了同样的咨询公司和律师事务所，三只“蚂蚁”斗法策略基本相同，法律和宣传两条腿走路。三方在宣传策略中都摇起了民族品牌的大旗，让蚍蜉撼树的斗法略显悲壮。但当蚂蚁绊倒大象，伸出的一定是法律的那条腿。

　　三个案件本质上都是商标侵权诉讼，其各自法律立脚点上有些差别。前两桩案件由于调解，法律进程一个不到一年，另一个不到两年。但现在“真假高通案”光送达法律文书就用了半年时间，被告方使出的法律策略杀伤力极大，国内企业显然有些透不过气来。

　　按照民事诉讼程序，立案后进行法律文书送达，一般涉外案件中，法院把文书送到外企的中国分公司或办事处即可，但美国高通在国内的公司拒收文书。所以无奈，法院只好按照《海牙公约》，走外交途径递送文书，由地方高院到高法，再经过两国外交部，向美国各级法院递送。这一遭，从5月份走到了12月份，半年过去了。上海高通的CEO程儒萍是一位女士，她用了“不寒而栗”和“荒唐”来形容跨国公司的应诉手段。

　　但送达完成后，被列为第二被告的美国高通在上海的公司，又向法院提出了管辖权异议，说这案子不能在上海审。异议申请被驳回后，第二被告又不厌其烦地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诉。在国内企业看来，这样的做法有违君子之道，简直是无理取闹，但对于美国的法律体系来说，这一步却是多数案件可选择的稳妥策略。在著名的纽约时报诉市政官员沙利文案中，当年作为被告的纽约时报就提出了管辖权异议，认为其阿拉巴马州的业务量不足以在此地受审。在美国，50个州都有各自的专属立法和法院，审判程序在哪里进行意义重大，再加上异议申请可以合理拖延时间，所以被看作一种应对良策。

　　除了彼竭我盈这一招，上海高通还遭遇到了“技巧战”。进入双方答辩程序后，上海高通2014年2月16日收到了美国高通的确认文书，要求最晚答辩日期为2月26日。也就是说，留给原告方准备答辩的时间跨越了整个春节假期，大年后上班第一天即来过招。受托负责诉讼的律师说，国内民企与大型跨国公司开展法律战，吃亏的大多不是法律依据上的瑕疵，而是资金和实力上的弱势。

　　另一方面，我国自身法律上的某些限制也不利于企业开展涉外诉讼。按照民事诉讼法，我国采取以诉讼请求金额为标的收取诉讼费的标准，在累进制计算中，收取比例最高可以达到2.5%。这也是为什么我国法律诉讼中很少出现天价赔偿的案件。在涉外案件中，民营企业想借机教训大型跨国公司，又不能要价太高，不然自己也吃不消。而美国法律体系中，交给法院的诉讼费用是固定的，只根据律师程度高低缴纳律师费即可。

　　实际上，更加严重的致命伤在于国内企业对于法律策略的陌生。走法律程序从来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代表月亮消灭你”的口号只能出现在动画片里，但凡进入现实主义的律政剧，所谓道义上的“下三滥”和“不地道”，都被作为合理化的法律技巧加以运用。如果对这套法律手段没有预见，法律菜鸟往往会难以应对随之而来的疲劳战和攻心术。法律本来就不是讲道义，就像美剧《傲骨贤妻》里律所合伙人说的：“法律这东西，我们可以恨它，但这是我们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