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科技产出绝大部分都还停留在发表论文、申请专利、获得奖励等形式化的所谓‘成果’上。这已经严重阻碍了中国科学的发展。”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信息工程研究所所长田静的话引起多位委员的共鸣。“我们做科研，难道目的就是发表论文吗？不去想要解决什么问题，只想着如何发表有影响力的文章，这是非常可怕的。”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植物研究所所长方精云感慨。

　　但对于这些现象，科研人员也有自己的无奈。在采访中，多位委员表达了类似的看法：这些东西是科研单位与高校排名评优最重要的依据，尤其也是科研人员借以谋生、晋升的标准。当这些标准与人员待遇、岗位职级的晋升以及单位排名提高息息相关时，怎么去要求科研人员“十年磨一剑”、‘甘坐冷板凳’？”

　　科研人员的烦恼还不仅这些。为了发表论文，科研人员得拼命争取科研项目。但他们发现，这个过程也似乎不能让自己沉下心来做研究。“在论证立项和评价结果时，总是以工程化、目标化和短期化的思路去看待问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院长万钢反映，“比如，申请基础研究项目，从一开始就要求写出明确的研究目标、做出准确的经费预算。但很多重大的原始创新的出现，很少是能通过计划安排出来的；到评价结果阶段，为了获得验收通过，研究项目一般‘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这种情况下，科研人员只能被动规避风险，主动跟着别人走。”

　　“这样的评估体系，是没有人坐得住冷板凳的。”万钢感叹。“这是管理问题，是体制问题！如果没有一个鼓励探索、允许失败的宽松环境，没有一个奇思妙想、民主充分的自由氛围，新在哪里？没有一个满足需求、符合实际的投入机制，没有一个客观公正、鼓励创新的评价办法，如何去创？”

　　事实上，呼吁科技评价体系以及奖励制度的改革已经是“老生常谈”。“的确要制定一套适应我国科学研究发展的完善的评价办法难度很大，但现在已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全国政协委员、空军航空武器装备作战试验与评估中心总工程师李鸿说。

　　如何改？委员们纷纷支招。

　　田静认为，在科技经费的使用中，要遵从市场规律，在倡导国家使命、荣誉和奉献的同时，从经费投入结构上充分尊重和承认人才的价值，实事求是地开支人员经费，引导科技人员把精力放回到实质性科技贡献上来。在现阶段，为了兼顾宽松环境和研发效率，还不宜采用国家事业经费全包人员经费的做法，但是必须允许在项目经费中支出一定的人员经费。具体可以参考行业人才价格，以单位各类人员数为基础，测算和控制单位的工资总额，统筹财政事业拨款与项目经费支出，以项目经费补足单位工资总额内财政事业经费欠缺的部分。

　　方精云主张，应该淡化并逐步取消以论文为导向的评价体系，建立分类评估、有中国特色的科技评估体系。

　　如何分类评估，全国政协委员、海军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尹卓认为，要把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分而治之”，探索建立稳定性经费、竞争性经费两条通道。“用国家财政给基础研究‘开小灶’，让研究者没有后顾之忧；鼓励应用研究走市场化道路，加快科研成果转换，让研究者能从中获益。”

　　全国政协委员，福建省政协副主席郑兰荪则建议，科研评价体系应尽快采用多元化的标准。“不同的院校应该有不同的评价标准，一般院校不应该要求他们发论文，而应该主要为地方经济服务。对同一所学校的不同教师，也应该有不同的评价标准。”在他看来，比如清华、浙大等冲击世界一流大学的高校，它们更加注重的是能否在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中占据首席、能否在国际上发出自己的声音等。而对于普通本科院校而言，更看重的是产学研如何为地方建设服务；同时，基础科研类型的高校仍然应重视高水平论文，技术创新类型的高校一定注重的是专利与标准。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地调局地科院地质力学所所长龙长兴认为，在保持科研人员工资水平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应提高基本工资比例，作为工资结构的主体；降低绩效工资比例，作为激励手段；同时对科研人员的考核宜粗不宜细，考核周期宜长不宜短。

　　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院士潘建伟认为，“我国科研人员数量多，如果对所有人都稳定支持，国力确实难以支撑，所以要有择优的概念。”他建议，既要解决科研人员的待遇问题，又要做到绩效封顶，这样既能营造平等宽松的创新创造环境，又可避免人员费用过度支出。在科技项目评审方面，应切实落实回避制度，避免因交叉评选使回避制度成为摆设。在不涉及国防安全的前沿项目评审中，可邀请国际评审，降低国内利益相关方的影响。万钢也指出，创新的关键在人才，人才的成长靠教育。“要从教育入手，用教育体制创新和科技体制创新的‘双引擎’，推动国家的科技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