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环球时报：世界正在经历一场人口革命

　　未来20年世界将会有什么样的变化？我想首先我们正在经历一次人口革命，世界人口的年均变化速度不快，所以常常被人们忽视。因此要展望接下来的20年，我们可以先不去管年与年之间的波动，而把它放到一个较长的时间框架内来观察一些趋势。

　　美国正在变年轻

　　从世界总体年龄和一些主要国家的人口年龄状况可以看到，整个世界呈现老龄化趋势。有两个原因导致老龄化，第一是人均寿命延长，人们的健康水平有所提升；第二是人口出生率下降，新生儿数量在减少，人们的平均年龄在增加。这是大概持续了30多年的研究，从研究中可以看到，世界人口平均年龄30年间增加了7岁。目前，日本是平均年龄最大的国家，未来它还会继续保持这个位置，而中国正在迅速地迎头赶上。可以预测，接下来的30年里，中国人的平均年龄会增加12岁。

　　无论是在美国、中国还是其他国家，老龄化都是热门话题。因为它会给预算带来影响，对养老金，对医疗卫生的需求都会产生重要作用。但人们忽视了年轻人，根据预测，未来20年，世界年轻人口的年均增长速度并不快，全球而言是4%，说明基本上世界各地都存在人口出生负担问题。就国别来看，中国的年均增长速度将下降32%，韩国将下降42%，俄罗斯将下降28%，欧洲整体将下降18%。

　　在世界主要国家当中，只有美国是个例外，美国人口也在老龄化，但美国人的平均年龄未来20年只增加2岁。美国年轻人人口数量还在增加，而其他国家都在下降。有两个原因造成这个结果，第一是美国出生率的下降速度不像其他国家那么快。而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每年吸引了超过100万的移民人口，这些移民人口是新近移入的，且主要是青壮年，使得美国的老龄化速度要比其他的国家慢。所以世界在变老，而美国相对在变年轻。这是我们讨论的背景，这些数字不是绝对准确，但是应该离真相也不太远。

　　机制框架将支撑创新步伐

　　未来20年，美国GDP年均增长率将在2.5%左右，其中1%来自于劳动力增长，剩下的1.5%则完全来自于创新。我作为美国的一名研究人员，知道在美国东西海岸都有一些集中的研究基地，目前正在东海岸进行的创新项目可说是数不胜数。科学家们正在做各种各样的创新。有些项目可能不会成功，会走入死胡同；有些项目会非常有趣，但可能没办法用于商业化操作；但还是会有一些项目能造福于我们的子孙后代。

　　美国这么多年来已经建立了一个体制，这个体制能够吸引到很多很有希望的想法，并把这些想法化为现实。这个体制敢于承担创新风险。创新者们有时候自己有新颖的想法，有时候可能是学习别人的想法或者借鉴别人的想法，需要一定的支持把想法转化为现实。我们有一个风险投资市场，其中包括股本投资。我们建立了一个机制化的框架，在这样的框架中人们愿意为新想法投资。在这个框架中产生了像微软、谷歌、英特尔这样成功的创新型企业，但也有很多籍籍无名的失败案例。这些失败项目让我们和投资人蒙受了损失，但是我们仍然愿意承担风险，我们有这样的机制来鼓励创新。

　　从工业革命开始，类似的创新已经进行了至少200年。其实早在工业革命之前人类就在进行创新，中国更是如此。但过去50年有一个明显的特点，我们把这些创新进行机制化安排。在美国、中国、英国、日本、韩国，在其他各个国家都是如此。所以创新在未来将会伴随着我们，至少在今后20年一定会如此，而且创新的步伐只会更快。

　　休闲娱乐有巨大创新空间

　　就中国而言，一些正在进行的创新可能不会体现在GDP的增长上面，而是体现在休闲娱乐方面。休闲娱乐是经济学家眼中的奢侈品。对于个体来说，人要有这样的自由来享受生活，对于社会来说，有必要用更高的收入为人们创造休闲娱乐的条件。

　　未来人们的工作时间将大大缩短，曾有人预测说今后50年工作时间会从现在的每周几十个小时减少到15个小时，人们会有更长的带薪度假时间。通过德国的数据，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趋势。这种趋势必将给创新带来一些影响。因此，我们不能再仅仅关注GDP增长率，还要关注其他一些数据。比如福利水平的提高，健康水平的提高，空余时间的变化，有了更多的空余时间，人们的健康也会更好。

　　创新的核心在辩证思维

　　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万众创新”这个概念，我觉得大众创新或者全民创新是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创新在中国会继续向前，会有更多的人，更多不同的行业投入到创新中来。通过“万众创新”这样一个口号鼓励人们去辩证地思考问题，通过创新改进工作，改善发展，帮助人们改变之前的一些习惯，是非常好的办法。

　　我在哈佛大学待了很多年，今天依然觉得在那里能够学到很多新东西。创新不是通过一个怎样的项目来培养的，而是通过教育实现。哈佛会教学生如何思辨，如何养成批判性的思维。哈佛希望创造一个环境，在这个环境当中学生能够思辨，能够以批判性的思维看待世界，看待他们的生活，在这个过程中就会产生一些创新。▲（作者是美国前副国务卿、哈佛大学经济学系教授，本文是作者在“北外-哈佛论坛”上的演讲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