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两会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积极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重视发挥智库作用”。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在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中也明确提出，要“推进智库建设，努力研究和回答人民政协事业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智库，英文称“Thinktank”，属于舶来品。“智库”一词是什么时候进入中国的，这一点似乎还没有人考证，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智库在中国形成热点，不过是近几年的事，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的智库发展出现了井喷。

　　这既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但明显也是高层的有力推动，特别是十八大后最高决策层高度重视并切实推进。2015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明确表示：“必须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把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采取有力措施，切实抓紧抓好。”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詹姆斯·麦甘教授及其团队今年初发布的《全球智库报告2014》指出，目前全球智库总数达到6681家，其中美国1830家，世界第一；中国429家，世界第二。不排除这里面存在水分，笔者前不久曾发表《中国智库发展不能大跃进》一文，试着对智库作了一个定义并归纳为四性：公共性、非营利性、相对独立性和创新性。根据“四性”标准，咨询机构、评估机构或由它们翻牌而来的机构不能称智库，因为它们不符合公共性和非营利性；党政系统的政策研究部门及其附属或延伸机构也不能称智库，因为它们不符合相对独立性的要求；大学里纯学术研究机构也不属于智库，因为它们并不直接研究公共政策，成果也不直接为公共政策服务。社会智库或者说非官方智库更接近于真正的智库。

　　就智库的品质和影响力而言，中国仍远远落后。在麦甘教授领衔发布的全球智库排行榜上，中国智库也仅仅排名第27位。中国真正要成为与中国人口和综合实力相匹配的智库大国，乃至通过智库实现软实力崛起，智库发展尤其需要在以下三个方面着力：

　　一是党政机构要加大向智库特别是社会智库购买服务的力度。智库原本就是研究公共政策的，最主要的客户就是党政机构。“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如果政府不购买智库的服务，在相当程度上，智库的发展就断了源头活水。令人高兴的是，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要求：“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尽量采用购买服务方式，第三方可提供的事务性管理服务交给市场或社会去办。”

　　二是政府和社会应该为智库尤其是社会智库的生存和发展创造环境，不仅要简化智库的注册手续，取消挂靠或指导单位；而且也应该为智库提供现实支持，创造条件鼓励企业与个人向智库尤其社会智库捐资，比如向社会智库捐资享受一定的减免税待遇。

　　三是社会智库须强化自身建设，在政策和理论研发上多出创新性成果。这是智库生产力的主要表现，也是智库影响力的重要载体。

　　（作者系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欧美同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