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由手机、网络、电视构成的电子媒介环境中,人们的阅读观受到很大冲击。过去那些以书籍为基础的文化与价值认知,或多或少会受到挑战。电子媒介转瞬间能把人们的观点送到想去的地方,也能在转瞬间让你找到需要的信息。它延伸人们的意识,使所有人生活在一个依存而互动的世界中。人们更多地通过简单的文字和图像来感知、了解世界,生活在不同城市的人,像在一个部落中一样,讨论着同一个话题。

　　如今我们奉行的“文明世界”与“理性生活”的全部标准,是因书籍的流传和阅读才得以确立的。过去真理和真相只有印在纸上,才能获得大多数人的信任,人们通过书籍来理解世界、传达思想。书籍的功能一直是保存这个世界上有流传价值的观念或经验。

　　在中世纪欧洲,抄经人用他们的一生为修道院抄写图书。他们把抄书当作艺术,他们钻研字体、手绘彩图。这是一件神圣的工作,在那个时代,书的诞生是令人敬畏的。商业出版的盛行,使人们在书籍的原始功能“流传价值”中,又增加了“娱乐”“信息传递”“工具”等更多的附加功能。电子传媒的普及,却正在将这些功能从书籍中慢慢剥离。也许未来,“流传价值”会重新成为人们判断书籍是否应当存在的唯一标准。

　　阅读是每个人都熟悉的行为。我们去买一本书,与买一个杯子不同,我们不会等待一只杯子告诉我们什么,但对于书,我们却有这个期待。在阅读中,我们自己的头脑被“出借”给了别人,书这时变成了一系列的词语、形象和观念。人们大多不把阅读看作是一种入侵,其实它是一种入侵,这种入侵最明显的标志是,阅读意味着我要思考作者让我思考的道理,感受作者让我感受的世界。这种出借与入侵,能否给读者带来智慧和理性,通常被我们用来判断一个阅读行为的价值。

　　但如果把公民和阅读连在一起,概念就变得复杂了,汉语在这里再次显示了它的多义性。它是指作为公民的阅读,还是指为成为公民的阅读,或是指公民应有的一种阅读状态?在我的理解中,当下它更多是指为了成为公民而进行的一种阅读。

　　公民阅读首先是一种理性的阅读,而不只是一种合理的阅读。我们当下的社会观念,混淆了理性和合理两者的分别,对某些行为的解释,强调的多是它的合理性,而不是它是否符合理性。理性意味着首先要尊崇共同的价值和规范,它是实现一个公平正义社会的前提,也是公民与社会达成合作的前提。而合理,虽然也经过了判断和思考,但它更看重的是属于自身的特殊利益,对于个人、对于集团都是如此。

　　理性的首要原则就是它的公共性,而合理却是对公共性的弱化,理性关心的是永久,而合理在意的只是当下。虽然有某些合理的行为是理性的,但从长远来看,只有理性的行为才是真正合理的。我们只有通过理性,才能作为公民进入到一个公共世界,完成与别人和社会的合作。从这个角度说,公民阅读更多是一种追求理性、培养理性、实现理性的阅读,它并不只是关注阅读的合理性。

　　公民阅读还是一种自律的阅读,而不是他律的阅读。它相信读者有在阅读中辨别善恶、管理自我的能力,它相信读者有能力对这个时代中的各种知识和意见进行选择,他们也有能力独立完成对善恶的判断。其实公民的美德,就是指对善恶知识有着一种明确的判断力,而这种能力只有通过自律而非他律的阅读才能实现。

　　我想,有了这两种对阅读行为的认知,大体就是一种比较完美的阅读状态了。我把公民阅读看作是这个时代的麒麟,虽然可能并不真的存在,但却代表了我们对阅读的理想。就像唐代韩愈所说的“普天之下都承认麒麟是吉祥的灵物；诗歌、编年史、名人传记中均如此说,即使村野儿童和妇女也知道麒麟是吉利的征兆,但是这种动物不在家畜之列,不容易找到,也不好分类,它不像马牛狼鹿。我们面前即使有头麒麟也不知道是何物。我们知道有鬃毛的动物是马,有角的动物是牛,但不知道麒麟是什么模样。”我想,公民阅读,大概能与这里的麒麟相提并论。(作者系著名诗人、文化批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