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调解一起诉讼案，一名艾滋患者以“平等就医权受到侵害”状告某肿瘤医院，医院补偿原告9.5万元。2012年底，25岁的天津肺癌患者晓峰（化名）在天津市肿瘤医院求医时遭到拒诊，无奈之下私改病历，并在手术前逃避常规检查，终得以完成手术。（5月4日《新京报》）

　　医患关系，本质上应是一种相互信任关系，可艾滋病患者求诊时频频遭遇医院的“闭门羹”，这势必加大医患之间的信任裂痕。艾滋患者晓峰当年为了能做肿瘤手术，无奈隐瞒病情，既是令人啼笑皆非的黑色幽默，更令医患信任关系蒙上阴影。如今，经过法庭调解，涉事医院终以“一般人格权被侵害”的名义，补偿原告9.5万元，这意味着医院因歧视艾滋患者付出了应有的代价。这场“为平等就医权而战”的特殊案例，对当今社会的警示意义自然不容小觑。

　　近年来，艾滋病患者就医遭拒事件已屡见不鲜。调查显示，某机构随机走访的123位HIV病毒携带者中，就有38个“手术难”的案例。其实，无论从平等权，还是从生命权层面上讲,艾滋患者都理应得到及时救治，这既是为了减少患者痛苦，增加他们“乐活”的几率，又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健康人群免受感染。令人错愕的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

　　具体就晓峰“瞒病求医”事件而言，晓峰虽有公平求医权，但医生亦有知情权。在不知情的状况下，万一医生因救治他而感染艾滋病毒，晓峰既无法逃脱道德与舆论的谴责，亦免不了须承担民事责任。因此，晓峰之所以甘冒风险“瞒病求医”，实属无奈，他无法按正常程序求医。尽管此前有相关法规明确规定，医疗机构不得因就诊的病人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者艾滋病人，推诿或者拒绝对其他疾病进行治疗。遗憾的是，刚性的规定，在现实中却遭遇软性执行。晓峰的利己之举，无疑源于医疗机构的冷漠与歧视。

　　其实，艾滋病毒只有三种传播途径，即血液、母婴和性行为，日常的接触并不会让人感染艾滋病毒。但现实中，人们常常“谈艾色变”、“防艾过当”甚至“避而远之”，这不仅包括普通民众，也包括一些政府部门和医疗专业机构。如果连通晓医学常识、肩负救死扶伤职责的医生与医院，也歧视甚至拒诊艾滋患者。这种源自专业机构“谈艾色变”的误导，势必加重社会对艾滋病的误解、恐惧和歧视。

　　若不保障艾滋患者的求医权利，其产生的危害绝不只会加诸患者自身，而可能波及整个社会。因此，让艾滋病人不再就医难不能仅仅依靠“医院觉悟”，更有赖于相关部门出台配套措施，明确艾滋病人的收治程序，从制度层面提高相关医生的酬劳，建立相关的风险救助机制，细化拒绝收治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的罚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