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借“壳”敛财难遁形

　　——“警惕新动向、严厉惩贪腐”系列报道之三

　　“左手转右手”、“一人当官，全家发财”、“一家两制”……贪腐官员担纲“腐败共同体”的“轴心”，借“壳”完成权力寻租、权力变现、权钱交易，已不仅是某种“身边的现象”，而是必须被重视起来的社会腐败形态。十八大以来，随着反腐败方式不断创新、手段持续升级，无论借“壳”敛财再怎么花样百出，终究也要露馅。

　　动植物的壳，既能为它们提供保护，又能遮掩其实质。在现实中，一些腐败分子也用“壳”来自我掩护。贪腐时，他们自己隐身幕后，或设置中间环节，“左手转右手”，巧取豪夺，鲸吞蚕食，将公共资产转化为个人财产；或“一人当官，全家发财”，夫妻联手、父子上阵、兄弟串通，以经商办企业、包揽工程、批发项目等形式，实现权力变现，套取巨额利益；或搞所谓“一家两制”，唱“前门当官，后门开店”的贪腐双簧，做“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利益输送暗道。

　　这些看似能够遮掩丑陋行为的“壳”有哪些形态，怎样“破壳”，值得关注。

　　“左手转右手”，公共财产落腰包

　　贪污公款3600余万元，受贿400余万元……天津市燃气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金建平，利用虚假合同这个“壳”，将公共财产转移到自己腰包，堪称“左手转右手”的典型。

　　金建平有意购买南开区一处房产。购房款从哪里来？金建平打起了公款的主意。他找到私营老板陈某某，向其提供了一份燃气集团的空白合同，并提出以燃气集团名义，与陈某某公司签订一份金额为260万元的虚假合同。同年8月，合同生效。等了两个月后，金建平便要求陈某某开具两张空白支票，并使用其中一张支付了250余万元购房款。

　　“金建平案的一个典型特点，就是伙同一些私营老板，利用订立虚假合同的方式贪污公款。”天津市纪委办案人员说，金建平贪污金额最大的一笔达2000多万元，最小的一笔就是第一次贪污的260万元，累计3600多万元。

　　照理说，公家财产流入自家金库，如果监督到位，应该并不难发现。那么，金建平为什么能屡屡得手呢？

　　办案人员说，金建平的口头禅是“没有办不成的事儿”，在燃气集团向来说一不二，没有人敢质疑他，更别提监督。燃气集团一名负责人也表示，集团虽有诸多制度，但制度是对别人而言的，对金建平没有约束力。比如，按照规定，重要项目安排、大额资金使用等，要经过集团领导班子会议集体决策，但金建平对一些事项，要么以保密为由绕过去，要么干脆一人独断。

　　如此看来，既然金建平能够只手遮天，那“左手管公款，右手变私款”也就不在话下了，无怪乎办案人员称其“贪污起来肆无忌惮，简直把燃气集团当成了自己的提款机。”

　　如何防止“左手转右手”？江苏省委党校廉政教育研究中心主任王世谊认为，切断“左右手”的联系最重要，因此，一方面要健全完善国企内部权力制衡机制，管住一把手的权力特别是“财权”；另一方面要构建立体化的预防、监督制度，将权力置于组织、群众、法律、舆论的有效监督之下。

　　“现在，关于某些党员干部的家庭房产、收入等‘合法性’存疑的问题，社会上有不少反映，有关方面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上海政法学院教授汤啸天表示，相关权力的监督需要更多从“纸上”落实到行动中，应通过企务公开、建立廉洁从业档案、核查个人有关事项报告、专项巡视、审计监督等方式定期给掌权者“体检”，有“病”就马上治，发现问题就及时处理，不能养痈遗患。

　　“全家腐”背后的“权力魅影”

　　2014年6月6日，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无锡市滨湖区委原书记、无锡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党工委原书记朱渭平作出判决，以受贿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二百万元。

　　“一人当官，全家发财”，朱渭平家族可说是一个典型。

　　1987年，26岁的朱渭平研究生毕业后到无锡市化工局参加工作，就一边上班一边跟随其父亲做化工生意，利用父亲公司的平台拉业务、赚提成，做得风生水起。

　　1999年，朱渭平父亲年事已高，将公司交由朱渭平全权打理，当时已经任宜兴市副市长的朱渭平为掩人耳目，将公司登记在其哥哥名下，自己当幕后掌柜。

　　权杖一点，财源滚滚。随着“地位变高了，权力变大了”，朱渭平在利用职权谋取私利方面更是得心应手、长袖善舞。除了为自家公司招揽业务之外，又成立了实体和投资公司，先后对外投资入股10余家大型企业，涉及化工、建材、房地产、酒店等多个领域。人在官场心在生意场，朱渭平把为民服务经念成“生意经”，一路下来，成了拥有数亿资产的“地下富翁”。

　　妻子金某，在朱渭平腐化变质的过程中，发挥了“贪内助”的作用；哥哥朱某某，替朱渭平打理数亿资产的公司，费尽心思做好“代理人”……贪腐由“单兵作战”变为家庭、家族参与，到头来的结果只有一个：画皮一揭、人财两空。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表示，“家族式腐败”的轴心是腐败官员，因此，要立足规范领导干部从政行为，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同时也要把领导干部配偶、子女等“身边人”的从业状况及经商行为纳入监管，创造条件让人民群众监督，这样一来，腐败官员及其“操盘手”、“代理人”很容易现出原形。

　　“一家两制”，贪腐利益输送暗道

　　“一家两制”骤成热词，缘于中央巡视组的一份反馈通报。

　　2014年11月，中央巡视组在对浙江的反馈意见中指出，“领导干部‘一家两制’、利益输送出现新的表现形式，手段隐蔽”，并就此提出整改要求，“妥善研究应对领导干部‘一家两制’造成利益冲突问题，明确界定基本要求，扎牢制度笼子”。

　　对“一家两制”新的表现形式，广东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黄先耀曾结合本省查处的腐败案件做过阐述：“有的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亲属或其他特定关系人在其管辖范围内经商办企业，依仗领导干部的权势和影响力谋取巨额利益；有的安排亲属在自己关照过的企业挂名领薪，或直接占有股份。这样的家庭当官发财两不误，社会上称之为‘前门当官、后门开店’，官商一体，比官商勾结更厉害。”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刘铁男受贿案中，刘铁男之子刘德成就以“商人”身份扮演了重要角色。

　　经查，刘铁男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商人宋某、孙某、张某、邱某等谋取利益。作为回报，宋某将巨款汇入刘德成控制的公司账户；孙某出资为刘德成购买轿车；张某将新成立公司股份的30%赠予刘德成，后再出资回购股份；邱某出资为刘德成成立公司、购买别墅……“老子台前办事，儿子幕后收钱”，随着刘铁男官越做越大，刘德成钱越挣越多。

　　中国社会科学院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高波认为，“一家两制”就是一出“贪腐双簧”，形象地点破了某些干部“脚踏两只船”，利用“亲友圈”经商办企业、投资理财的“障眼法”，借“壳”完成权力寻租、权力变现、权钱交易、权权交易等利益输送的贪腐行为。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说，许多民营公司喜欢聘用官员的妻子或儿女，正是因为可以利用官员的关系和资源，从而谋得利益。这般利益输送，比其他形式的官商勾结更趋地下化。

　　专家建议，在完善严禁党政机关干部经商、办企业，兼任经济实体职务，干部子女在其分管范围从事经营活动相关规定的同时，必须强化制度刚性和监督执纪，让有关回避、惩戒及问责制度成为硬杠杠。

　　“最根本的还是要从‘治权’入手。”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杨伟东表示，击破各种敛财的“壳”，与其着眼于掌握权力的人，不如排除个体差异，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真正做到不管谁在这个位置上、谁行使这项权力，都没有机会滥用职权、以权谋私。(本报记者 陈治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