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来未敢忘记70年前那个清晨，我衷心感慰前辈战斗者和不畏牺牲者的恩泽，记忆没有距离，真情忠于历史，我觉得我不是在写“作品”，而是在记录良心。

　　对于我个人和我们那个地区来说，一个不平常的夜晚仿佛跨越了一个时代。

　　那是1944年的深秋，我在本村初级小学上学。记得当时刚刚收了秋庄稼，早晨已有些凉意。这天，我照例背着书包走出家门，向东走一段路，再一拐弯就来到村小学。就在必经之路上———李家街南北两侧的石灰墙上，我突然发现写满了大黑字的标语。这显然是昨天夜里写下的。每条标语后面署的都是“县各救会”字样。当时我并不明白是什么意思，稍后我问过路懂行的大人，才知道这“各救会”就是“各界抗日救国会”的简称。由此推测，就是抗日政府宣传部门和武工队写的。这时县城仍为日伪所盘踞，这是抗战以来抗日民主政府第一次在距县城仅五里之遥的村庄亮出了鲜明的“旗帜”。

　　我当时的心情只能用“惊喜”来形容，而且不是一般的惊喜，是真正的“非常惊喜”，却不敢“若狂”，只能是不声不响一条一条地看下去。这完全是出于一种本能，是从心底涌出来的激动的热流：长时间以来，自己和家庭所受到的欺侮和屈辱，仿佛都在这短暂的时间内得到了部分的宣泄，童心中蕴藏着的不平之气也借着这些标语得到了一定的伸张。

　　这些标语主要写的是———

　　苏联红军和英美盟军已打到德国边境，希特勒法西斯的末日就要来到了！

　　我八路军和新四军已展开了局部反攻，日本鬼子离最后完蛋的日子不远了！

　　各界爱国同胞团结起来，迎接大反攻的最后胜利！

　　……

　　我默念着这十几条标语不知过了多少时间，但估摸着也有将近一个钟头吧。突然，心中不禁一震：那个被财主恶霸的恶少们操纵的班主任“邢老头”，没事儿还尽找我的茬儿，今天我这一误课迟到，他还不知要怎样处置我，但我一咬牙，豁出去了，我是准备狠挨一顿板子的。于是，我加快了脚步，跨进校门，直奔课堂！十几条标语给我的力量，就算揍个半死也值了！

　　然而，当我提着一颗心走进课堂，也怪了，正在堂上讲课的邢老师先在花镜镜片后面端详了我一眼，便一努嘴，示意我到自己的座位上听课。看样子，预料难免挨的一顿板子的体罚意外地被赦免了。

　　不但如此，就从那天开始，班里那些平时任意欺负我的财主恶霸的恶少（包括校董“邢二爷”的儿子们），气焰明显有所收敛，而被他们唆使和威逼对我“格外垂青”的“邢老头”也变得沉默了些。他们好像嗅到了一种什么气息，感受到了一种不利于他们的气氛，也无暇拿我取乐了。

　　又过了一些日子，从大人口里陆陆续续地听到：一些最有钱有势、平时作恶多端的地主恶霸，已暗暗将他们各自心爱的少爷公子送到敌占的海港城市青岛。听说所雇的自行车“脚钱”每趟是一个“小宝”（一两金子），400多华里，需两天才能到达。

　　与此同时，我隐隐感到生命中的曙光即将到来。虽然从表面上看，一个安分守己的中农之家与我自己什么变化也没有。我除了上学读书，就是拾草、打水，抱着磨棍推磨等等，但内心已燃起一种新的希望。

　　这是我在什么时候也都会铭记的一个深秋———一个孤独的小孩在清静的村街上仔细地咀嚼着一条条的标语字，寻找和期盼着更多的好消息，心里激荡着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喜悦和一种相知的剧烈而温馨的碰撞。

　　也就是一个月后，一个飘着雪花的清晨，但却是不上学的星期天，在村小学的西墙外，我看到有三三两两的村民在交头接耳。哦，原来墙上新贴出一张布告。因为县城还在敌伪控制之下，人们才如此嘀咕，我猜想多半是“八个点”的布告。当时在我们这片地方，如涉及共产党和八路军而不便于出声时，便相互张开拇指和食指，以“八”示意。

　　当我挤进去细看，果然是我胶东军区司令部和政治部的布告，恰恰就贴在上月伪“县知事”的一张“强化治安，防止赤化”布告的右上方。我方布告的主要内容是：鉴于国内外反法西斯形势的发展，号召胶东全区军民进一步团结一致，向敌伪盘踞的据点和城镇发起攻击，光复我们的国土；敦促伪军官兵迷途知返，认清形势，争取光荣反正，携械来归，立功赎罪；敌占区和边缘区的地主富农与伪职人员也要认清形势，停止作恶，不要心存幻想，准备在本地解放后，实行减租减息，缴纳公粮，支援我军，做守法的村民……最后还号召边缘区和暂时未解放的地区有志青年参加人民军队，在大反攻的战斗中立功。

　　布告的署名是：司令员许世友；副司令员袁仲贤、吴克华；政治委员林浩；副政治委员彭嘉庆；政治部主任欧阳文。这时同在看布告的张校长显得兴致勃勃，他好像全无顾虑，告诉我说：“这些首长里头除了林政委是我们胶东本地产生的以外，其他的全是南边过来的红军干部。”这是我第一次知道“红军”这个词儿。张校长作为一位爱国青年，一直追求进步。就在半个月前，他从南山根据地带来一些革命报刊，中途被伪七区便衣查获，抓进县城，幸而有他作为乡绅大户家庭的保释，才得以活命，但看来他并没有因此而退缩。

　　不知什么时候，住在就近的一家李姓富户的主人也站在我侧后，他瞟了布告几眼，然后脸色阴沉地与张校长勉强地打了个招呼，转身离去时，又与从北面走来的“土棍”邢某打了个照面。这时邢某手臂上擎着一只鹰，问了李富户一句：“怎么，来真格的啦？”李富户在鼻子里哼了一声，又摇了摇头，一转身，关上了两扇沉重的大门。我当时曾经想过：为什么李和张校长同属富户人家，张校长面对这布告，喜形于色，而李富户却是那般沮丧与仇视，他们的态度竟有天壤之别啊。

　　一个夜晚是十几条标语，又一个夜晚的布告是那个夜晚的后续。这个夜晚跨越了一个时代，我有幸见证了这个从黑暗到光明的跨越。

　　言及此，我还想做几句交代，也许是“添足”之笔，但可能是为了追求完全的真实。这就是我所知道的布告中各位首长的后来情况。在全国解放前的战争年代，我只见过许世友司令员。后来他是山东军区司令员，我是军区司令部的一名小兵。若干年后我写过一篇《我所接触的许司令》。林浩政委与我同是胶东人，但直到上世纪50年代初才见过一面。当时他在南京工作，赴京过济时许司令接待过他，我作为一名小机要员在军区大院见过一面。有老同志指给我：“他就是战争年代咱们胶东的林政委。”彭嘉庆同志后来又是山东军区副政委，我听过他的报告，是远距离的，没机会对话。袁仲贤司令员离开胶东较早，全国解放后又转入外交战线，当过驻印大使和外交部副部长，始终无缘见面。他1957年就过早因病辞世。吴克华副司令员和欧阳文政治部主任二位抗战胜利后即率领部队渡海到东北战场。当时虽然就从离我村很近的小港上的船，但我当时还是个孩子，人家大军又是秘密行动，我可以说是“失之交臂”。他们两位都是著名的塔山阻击战的著名将领（逝世后骨灰也应本人请求安葬在塔山）。附带说一句，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一部写军事的书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讨论会，欧阳文将军也参加了，我有幸在他晚年见了―面。将军高龄而卒。

　　几位将军前辈俱已离世而去，他们在我看到的布告上英名齐集距今已整整70年。那个夜晚出现的大标语和大布告，却是预示黎明就要到来的闪电。他们与他们领导和指挥下的战斗着的军民，都是从夜晚跨越至光明的有力推动者，也是我和我们那片地区命运转换的施恩者。我从来未敢忘记70年前那个清晨，我衷心感慰前辈战斗者和不畏牺牲者的恩泽。记忆没有距离，真情忠于历史。我觉得我不是在写“作品”，而是在记录良心。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名誉会长、人民日报社编审）